澳门微尼斯人娱乐试论解放战争初期中共领导的
分类:中国历史

内容摘要:抗战结束以后,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尽快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区基于国共和谈的大局,利用了地主士绅为拥军优抗曾经采取过的献田方式,后中央在“五四指示”中对献田作了原则性规定。解放区遵照指示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促进献田措施并积极实践,从1946年7月到1947年3月掀起了大范围的献田运动。不同解放区开展运动的时间有先后,到1946年10月以后,整个解放区出现了结束献田、继续献田和开始献田的交错发展态势。献田运动对革命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主要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要:战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频繁变动。战后开始至1946年3月是坚持既往的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3月下旬开始同意在减租减息基础上加上反奸清算斗争;1946年5月初发出支持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五四指示”;1946年7月下旬后又提出更重视农村统一战线的公债购地政策主张并着手试点;1947年3月延安被占领后又全面转向剥夺地主土地的激进土改政策,最后又于当年年底通过“纠偏”回调政策,甚至于次年初下令停止了新区的土改。这里面每一步政策变动,都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估计判断、其自身政治理念、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关,和他们对争取中间派与争取根据地农民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政治考量有关,同时更是和地方党及其基层组织的态度、做法所带来的影响有关。

原标题:战后中共的尝试和选择:“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下)

关键词:献田运动;土地改革;五四指示;解放区

关键词:毛泽东 中共中央 五四指示 中央局 公债征购

全文共8335字 | 阅读需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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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初,中共的土地政策发生了频繁的变动,此种变动对其指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基层工作造成了极大影响。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情况,笔者几年前曾做过较系统的考察和介绍。但对这一连串政策变动的原因,笔者自认分析解读尚不够全面和深入。①鉴于迄今为止对中共战后土地政策几度转变的情况和原因,学界中不同看法仍很多,②笔者愿依据文献档案再做更直接且更有针对性的原因考辨与说明。

上文提要

内容提要:抗战结束以后,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尽快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区基于国共和谈的大局,利用了地主士绅为拥军优抗曾经采取过的献田方式,后中央在“五四指示”中对献田作了原则性规定。解放区遵照指示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促进献田措施并积极实践,从1946年7月到1947年3月掀起了大范围的献田运动。不同解放区开展运动的时间有先后,到1946年10月以后,整个解放区出现了结束献田、继续献田和开始献田的交错发展态势。献田运动对革命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主要发挥了积极作用。

考虑到篇幅的限制,以及造成这一连串政策变动的较复杂的背景主要发生在战后至1947年初这段时间,故本文的研究分析将主要着眼于这一时期。有关1947年4月以后刘少奇主导的激进土改和1947年底1948年初毛泽东、任弼时纠偏等经过与原因,仍可参见笔者以往的研究成果。

上文说到,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基于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关 键 词:献田运动 土地改革 五四指示 解放区

一、战后中共中央并无计划改变减租减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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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志龙,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7

在抗战期间,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八个字。有关这一政策的主要精神,中共中央曾经在1942年1月28日正式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里面做过明确解释,称:“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并贯彻“三条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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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6年夏开始到1947年春,解放区的地主士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捐献土地给无地少地的贫困农民耕种,掀起了一场较为持久的大范围运动,时人称其为献田运动。以往学界对献田运动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限于提到部分人物的献田事例,基本上没有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①。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献田运动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等作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第一,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一 上下互动推动献田运动的兴起

第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既然主要还是一种针对各地农民要求土地运动的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当的约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比刘少奇等人要激烈一些。比如,他在5月4日的讨论中,就基于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明确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强调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23]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拥军优抗②。根据地的地主士绅积极响应并“主动献田”③。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献田发展得非常迅猛,仅苏北东台县从1944年年初到1945年4月,就达到了2.5万亩④。战后,以拥军优抗为主要内容的献田结束。但是,随着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献田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得到了延用。

第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只对富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部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③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而对于刘少奇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战后继续坚持并深入发展⑤。有些解放区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时,开始了反奸清算并没收大汉奸土地。中央不仅赞同由减租减息向解决土地转进的新动向,而且要求各解放区相互借鉴⑥。在解放区的推动下,中央向解决土地的方向进一步发展,1945年12月命令东北局“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⑦,并且希望发展成“像大革命时期南方的农民运动”,迅速夺取地主的土地⑧。当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后,中央指示东北局不要被“群众运动过火”的叫嚣所吓倒,继续大胆放手发动⑨;甚至在1946年4月23日要求“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⑩。中央不仅要求在东北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赞扬热河“坚决拥护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要求”和开展“分散土地的斗争”(11);支持晋冀鲁豫通过“规模宏大而深入”的群众斗争进行清算赎地(12)。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中央在指示解放区大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已经在不断要求各地领导群众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在抗战期间实行的这样一种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的土地政策,在抗战结束后是否发生改变了呢?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新的土地政策指示出台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政策指示,应该就可以得出比较确定的答案了。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24]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5]

  当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直接解决土地发展之际,国共双方正在就中国的前途开展和平谈判,如何不破坏和平而又能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各解放区探索的方向。抗战时期地主士绅所采取的献田方式就成为了选择。当然,一些在抗战时期就与中共积极合作的开明地主士绅,如莱西汤步宵(13)、淮安汪育才(14)等在战后主动要求献田,也启发和推动了解放区采取献田的方式。1946年早春,苏皖边区开始动员地主士绅献田(15);在晋冀鲁豫的隆平、尧山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献田’斗争,动员地主富农献田给少地无地农民”(16)。但是,仅靠动员难以达到解决土地的预期目的,有些解放区已经不是动员而是强迫命令了,如,黑龙江兰西“决定”地主献田(17),山东寿光“迫使地主献田”(18)。当然,也有如山西榆次路东解放区地主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纷纷献田”(19)。无论是经过动员还是迫于压力献田,都表明解放区开始把献田作为解决土地的方式了。

先看1945年春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前夕中共七大上所做政治报告的说法。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主张“耕者有其田”,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但是,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为了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他明确宣布:“这个政策,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寻找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④

而为了从理论的高度说明中共中央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还于5月8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作为对“五四指示”的补充说明文件。内中说明:第一,“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第二,“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据此,“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要反对“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要反对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26]

  到1946年4月,解放区已经形成了“极广大的群众运动”,通过献田等方式“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20)。此时的献田等措施,是各解放区自主探索的结果,中央虽然积极支持,但是“无一定政策”,以致于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少问题。各地群众运动存在“左”或右的错误,都会使中共在农村失去基本群众(21)。此外,群众运动的发展引发了汉奸地主的“大骂”和中间人士的“怀疑”,同时中共党内也有少数人士感觉运动“过火”(22)。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严重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共必须出台统一土地政策。“五四指示”就在如此情势下产生。

在这里,最后一句“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寻找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在七大时对战后变动土地政策步骤的基本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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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指示”对献田有两条重要规定:一是“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节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一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二是“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自耕”,对于此种群众创造的解决土地问题方式要“采用”(23)。这些规定表明,中央不仅正式赞成采取献田的方式,而且就如何实施作了说明,从而改变了过去自下而上的摸索状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对推动献田向着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再看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1日关于日本投降后全党任务决定中的说法。决定称:“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绝不能因此破裂农村统一战线。⑤

由上述指示中不难了解,“五四指示”尽管政策温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却很大。其在给冀热辽分局的电报中就宣称:“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到了5月19日,鉴于东北争夺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已明显地具有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治意图,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7]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可以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不分汉奸与否,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当“五四指示”作为党内文件传达到解放区后,各地在坚决贯彻中央有关献田政策的基础上,还根据本地实际作了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中央对中小地主“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的要求(24)进一步明确为捐献。晋察冀对中小地主在群众运动压力下自愿献田“表示欢迎”(25);华中分局更是要求“赞助地主献田给农民,不问其动机如何”(26)。此外,对献田地主的照顾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在群众同意之下,可以分得比较好一些、近一些、齐整一些的土地”;说服群众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干部家属;对于“家庭困难确实无法维持者”“加以其他可能的帮助”(27)。到了1946年9月,献田地主士绅在留田数量上也有了明确照顾,即“中小地主可留下比中农多半倍的土地”,“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者,应鼓励其献田”,“为照顾其家属,可比中农多留一倍土地”,对于抗日期间与中共合作而不反动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其处理办法应与抗属同”(28)。解放区在中央指示的基础上,一方面扩大了献田对象;另一方面对献田者进行照顾,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所有这些对推动献田运动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里,中共中央明确坚持减租政策,但强调了“放手发动减租”,特别是新解放区必须一律减租的意见。同时也表明了反对立即开始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做法,认为这可能导致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只“有利于国民党”。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前此占领的大片地区。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毛泽东在5月底开始在山东地区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28]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中共中央对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来动员农民的问题,却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当然,献田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离不开地方党组织、政府和广大群众对政策的贯彻落实,各解放区为推动地主士绅献田做了大量工作。

这一年11月7日和27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减租和生产问题发出两项指示,强调:“在一切解放区发动群众减租与发展生产,为争取当前斗争胜利的重要关键。”越是在战争条件下,越是要搞好减租运动。且“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所以要减租减息,要彻底减,主要目的是要“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⑥

首先,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一方面坚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马上开战,故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9]

  其一,通过开会进行宣传动员。在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召开干部大会,号召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领导干部率先示范,带动其他人献田(29)。在政府机关开会宣传动员的同时,参议会也积极开会动员开明士绅献田(30)。在乡村,一般由农会组织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发动(31);也有“由农会召开地主、富农参加的会议,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动员他们把多余土地献出来”(32)。在乡村动员会上,农会干部往往需要带头献田,以便起推动作用(33)。有时会组织一些地主家庭出身且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在会上带头献田(34)。对于那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党外人士、开明士绅等,也采取组织座谈会或个别谈话的方式(35)。开会尤其是召开群众大会,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献田政策,而且在会场上易于激发献田的冲动和热情(36)。所以,开会成为宣传动员最为普遍而重要的方式。

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减租减息的政策仍未改变,因此仍旧表示反对把运动引向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向。只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更加强调真正发动农民的一面,主张要通过普遍发动群众,“彻底减租”,“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对于减租斗争中会发生过火现象,他的意见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就不怕,因为“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回到减租减息的基本政策上来。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一方面,从战争需要和新区巩固的重要性出发,毛泽东再三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30]但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31]感到不尽妥当。鉴于许多地方这时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和中间派人士开始发出明显的怨言,经反复斟酌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32]

  其二,发挥献田典型人物的影响作用。在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涌现了很多积极献田的典型人物。为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解放区的报纸杂志开展了大力宣传,仅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在1946年7月到12月间,就发表有关献田的文章23篇,宣传介绍各解放区主要献田典型人物的事迹(37)。在所有献田典型人物中,对阮慕韩的宣传力度最大,产生的影响也最广。1946年7月23日,中共党员、察哈尔高等法院院长阮慕韩献地3200亩。《晋察冀日报》在7月26日头版头条给予报道,同日还发表“阮慕韩献地”社论。晋察冀中央局不仅致信阮慕韩,高度赞扬其献田义举,而且号召从地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党员同志要向他学习。晋察冀边区政府向阮慕韩颁发嘉奖令。中共察哈尔省委作出全党全军一致学习阮慕韩献田的决定。晋察冀边区农会发出《热烈欢迎阮慕韩献地》的文告(38)。在晋察冀解放区之外,陕甘宁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也在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给予报道。《人民日报》在8月2日的第2版继续报道。献田典型人物的事迹经过宣传后,产生了广泛的带动作用(39),有力地推动了献田运动的发展。

一直到1946年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谨守减租减息政策不变,而且鼓励群众彻底斗争的态度还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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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动员部队指战员采取措施促进献田。部队干部战士人数多、来源地广,献田发动起来以后,能产生广泛影响。晋察冀军区作出要求:“阮慕韩献地事件应在部队内教育,号召豪绅地主和带封建尾巴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向之学习看齐”;“发动干部战士写家信,向自己家属进行宣传鼓励或解释”,家庭成分属于豪绅地主和带封建尾巴富农者,劝说家属“采取开明态度”,主动“分地”(40)。山东军区“号召所有党员、干部、战士及一切人员,随时随地向农民宣传”,“号召所有同志发起写家信运动,向家属亲戚朋友多方劝导”,主要“劝导地主拿出土地,并声明如果不主动交出土地财产由农会分配,则任凭农会处罚,绝不袒护”(41)。当部队干部、战士行动起来以后,必然有助于推动献田。

3月15日,中央发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称:“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今后无论和战,只要我们能解决好减租、生产两件大事,就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与进攻。⑦

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多数人怀疑,战争将起,各地有无可能拿出许多钱来贷给农民,而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后,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体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下发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其四,对自愿献田者进行表扬奖励。1946年6月,冀热辽解放区要求“对于自动退出土地表示真正进步开明的分子应予表扬”(42)。中央在同年7月作出指示,“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之地主应受奖励”(43)。紧接着,东北局要求“对地主成分的干部家属献出土地应予以表扬”(44)。晋察冀边区对部队中出现的主动献田义举,“在日报、子弟兵报予以表扬”(45)。1946年10月,山东省政府宣布:“开明地主与军工烈属是地主的,自愿献出土地给农民时,政府应加以表扬,对其生活并须加以特别照顾”(46)。胶东行署还制订了“奖励献田办法”(47)。黄县根据行署的规定,“对军工烈属及开明地主,采取鼓励其献田的办法,让其交出多余的土地。其中表现积极,交地数量多的,村农会还召开村民大会,让其表明心迹,予以表扬”(48)。此外,乡村一般还采取登黑板报表扬献田者为模范的办法(49)。正如晋察冀边区青年联合会在评价阮慕韩献田时所言:“无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这种义举,都应受到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奖励”(50)。表扬奖励是解放区上下推动献田的普遍举措。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仍然是《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社论首次从中央的角度,在肯定“减租减息是我党的一个最基本的政策”的同时,开始肯定反奸清算的办法,称:“目前,减租主要是清算过去违反减租法令的额外剥削,实行退租与订立新约,并准备在麦收时依照新的租约交租。”社论甚至明确主张:“必须克服束手束脚的偏向”,在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地方,不要去纠偏;“只有在运动已经广大发展,过火偏向已经发生,方才应当着重纠正过火的偏向”。但社论承认的清算办法,仍旧是在以往减租减息政策法令规定范围内的,只是主张“清算过去违反减租法令的额外剥削”,强调农民必须依照新的租约向地主交租,完全没有谈到一些地方正在发生的农民通过清算超出政策法令规定范围的旧账,变相来向地主索取土地的激进做法。⑧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除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33]

  其五,公债征购促进地主士绅献田。1946年7月中央通令解放区准备用公债征购地主土地(51)。陕甘宁边区最早着手试点并推行。公债征购从三个方面对献田产生影响:在开始征购之前,地方政府要求超过人均亩数者先献田(52)。在征购过程中,“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53)。此外,也存在一些地主在面临征购时,“企图献出坏地来保存好地”(54)。由此可见,征购对陕甘宁边区地主士绅的献田应该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其他解放区,尽管也有如晋冀鲁豫部分地区为了顺利征购先动员献田,促进了献田发展(55);冀热辽解放区对自愿献田者“均发给公债”以补偿,也对献田产生了推动作用(56)。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清算分配地主土地已经全面深入地展开,征购基本上没有实行(57)。所以,公债征购对其他解放区献田的促进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

对于解放区出现的激进做法,也有中央局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反映并主张制止。比如华东局书记陈毅这时就致电中央报告说,山东根据地一些地方在农民斗争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左倾”偏向,造成大批地主逃往城市,舆论反响强烈。对此,毛泽东的态度是:当前“减租及反奸清算二者都不可少”,既要“使群众有广大发动,而又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凡在减租减息斗争中过分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的,则要注意纠正。斗争任务实现后,还要注意维护农村统一战线局面,故要领导群众改变对地主的态度,即要“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须。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对地主实行“拉的政策”也“应注意不要拉得太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总之,要“在不动摇和承认农民已得利益的原则下,在不削弱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逐渐纠正错误”,“绝对不可泼冷水,绝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⑨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极为温和的土改方案,无疑是与军事形势紧张,因而重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变化有关的。中共中央这时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去电,要求他们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解释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则准备“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34]

  此外,解放区还因地制宜采取了其他促进献田的措施。参观学习成为部分地区发动献田的手段。山东惠民市龙池区孙家庙完成献田后,市政府组织教员训练班的成员到现场参观(58)。江苏淮安石塘区鹅钱乡通过献田等方式完成土改试点后(59),华中五地委带领参加土改会议的几百名来自各县的代表前往参观(60)。在广大农村,大部分地区采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土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广造土改舆论”(61)。也有些地区“将旧艺人及唱书的组织起来,叫他们到各村去唱土地改革等翻身材料”,“将农村剧团、秧歌队、儿童团、小先生、民兵、轮训队集合起来,组织进村宣传队,到各村进行宣传攻势,介绍经验”(62)。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对中央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有力地促进了献田运动的发展。

当然,毛泽东也注意到严重过火的行动可能造成反动,只是他更关心如何保护群众不为自己的过激行为所害。4月23日,他又就山东的问题进一步提醒陈毅说,要从保护群众斗争热情的角度来做纠偏工作,强调要把纠偏的重心放到“不要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任何向群众反攻的借口(他们是必然要反攻的),不要使干部与群众感觉受了挫折”的出发点上去。⑩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也再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和各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35]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36]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37]

  解放区献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地方首先利用了抗战时期地主士绅为拥军优抗而采取的献田方式,中央将其上升为政策并指示广泛推行,地方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促进献田措施并积极实践,从而在上下互动中,将献田发展成为一场较为持久的大范围运动。

在4月11日到23日之间,毛泽东还有几封给各根据地领导人的电报也讲到了这方面的意见。其主旨是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清算汉奸并分配大汉奸的土地,包括要支持农民对豪绅恶霸的斗争。他解释说,从政策上讲,“所谓错误,是说不敢放手,命令主义,侵犯了中农利益及过分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等项,并不是说打击了豪绅恶霸也是错误,这也是应当弄清楚的”。当然,他也特别提醒各中央局领导人,要把握好统一战线政策。他指出:领导群众斗争要掌握一个基本的策略原则,即“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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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开始支持农民通过清算汉奸和豪绅恶霸的斗争来取得土地了。但中共中央还没有改变土地政策的意图,它在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只是更加强调要在“有理有利有节”和不过分打击富农与中小地主的基础上,支持并引导农民“给汉奸、豪绅、恶霸分子以严重打击”,对各地发生的通过清算斗争变相夺取地主土地的做法,始终没有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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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指示”重在照顾地主还是支持农民?

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明明战后直到194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仍在坚持继续减租减息政策,为什么只过了三周左右,竟会突然出台一个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五四指示”呢?查毛泽东当时的解释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写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未能充分反映。现在有了这种可能,使我们在观念形态上解决这个问题。”12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征购的设想,也是与中共中央对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统战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的。因为边区有一半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已鲜有所谓地主和旧富农了,另一半地区抗战期间通过减租减息,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也已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边区未被日军占领过,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条件,相反农村富裕阶层中相当多开明士绅和被统战人士,以及抗属、烈属和干属等,简单地指望通过减租清算运动来平均土地,肯定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波动。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种影响难免会对中共自身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为什么说“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新的经验”又是指什么呢?对此,“五四指示”开篇就有所说明。指示写道:“新的经验”源自“最近各地来延同志报告”;“这种可能”在于:“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情绪极高。”13

但问题在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相差甚远。不仅各个根据地都是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战过程中也多经历过与日军反复拉锯的过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为各根据地用来向地主斗争的最主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政治方式了。对此,中共中央虽然也并非不了解,因而它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见。它为此特别询问各中央局: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资料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等等。[38]但是,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了新的经验和可能,是否就一定要做政策调整呢?前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过“寻找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强调的却是“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再来“寻找适当方法”,并要“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事实上,早在中共七大召开几年前,类似反奸清算之类的斗争,以及一些根据地中农民通过清算斗争变相夺取地主土地的情况或曰“经验”,就已经出现了。14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就变动建立在农村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减租减息政策。为什么现在听了地方的报告就一定要有所变动呢?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39]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对此,“五四指示”也做了说明,这就是:在中共中央看来,一方面是各地来延同志的报告显示,各解放区这种“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群众已经变得“极广大”,它不再是个别根据地出现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面对这一运动,“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则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到群众运动过火”。中共中央相信,“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扩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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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4月中旬中共中央仍旧在坚持既定政策,4月下旬才陆续听到各地来延同志的报告,那么,中共中央决定变动1942年土地政策的时间显然十分仓促,缺少充分酝酿和准备。从“五四指示”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既想顺应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想维系农村统一战线关系,态度相当矛盾。

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这一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40]

通读“五四指示”可以发现,全文18条中,除了开篇提出五个“不要害怕”,说明“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第一条写明“我党坚决拥护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外,其余十几条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说明如何才是对农民运动的“正确的指导”。而它所强调的“正确的指导”,不是告诉各地党组织应该如何引导农民利用各种方法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反而是十分详尽地说明应该怎样控制群众运动的范围和烈度,告诫各地党委,哪些“不可”、“不要”,哪些必须“照顾”。这也正是后来各地党的干部将此指示讥讽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原因所在。16

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41]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42]

如第二条是“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有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第三条是“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万一“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太重”;第四条是“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第五条是“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在国民党区和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置,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第六条是要求在坚决斗争汉奸豪绅恶霸的同时,“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第七条是“凡富农及地主所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而应予以保存,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第八条是“反奸清算是必需的,但不要牵连太广”,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外,“一般的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第九条是“对开明士绅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均应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对于逃亡地主及其他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第十二条是“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第十四条是“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第十五条是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掌握“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一道”的基本原则;第十六条是各地必须注意向党外人士作必要与适当的解释,在说明解决土地问题合乎孙中山主张与政协决议的同时,亦要说明这一政策“对各色人等及地主富农有相当照顾”;第十七条是强调目前清算减租运动“对土地政策作重要的改变,但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等等。17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 [43]

由于不打算废止减租政策,指示虽然肯定要把解决土地问题看成“目前我党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同时却又明确:目前“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减租减息政策依然要实行,包括解决土地问题,都只能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合理合法”地实现。据此,指示给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其实都是抗战中各地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已经使用过的方法。例如:“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群众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农民用以上各种方法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18

对此,党内一些领导人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字也不必要。”[44]

一方面想要支持解放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一方面又想要维持农村统一战线,继续坚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如何对外说明“五四指示”就成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5月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提醒说:宣传上应“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次日,毛泽东又在书面指示中强调: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19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据此,中共中央13日决定正式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下发“五四指示”时,经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起草,还以中央名义同时发出一“极机密”指示,内中特别告诫各地领导人说:“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中共中央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0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45]

中共中央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马上公开打出改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旗帜来呢?刘少奇一年后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假如只根据我们共产党的了解,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与美国和不可能,因而就决定不和政策,那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21

1947年1月,陕甘宁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仅在初步完成征购的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土地2.6万亩。以米脂县桃镇区8乡为例,此次征购前地主人平均占有土地12.1垧,征购后减少为4.4垧;富农征购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垧,征购后仅占4.3垧。同样的情况,葭县倍甘区一、五两乡经此次征购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贫农的土地已接近于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数。[46]

在这里,刘少奇没有提到5月13日他起草的中央指示中强调的与“反动派”的关系问题,而是说人民群众不觉悟、不理解。说中共中央拟定“五四指示”时已经认定“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与美国和不可能”,因为担心全国广大群众不理解,出于“二者都照顾”的想法,才起草了这样一个内容充满矛盾的指示。应该指出,这一解释是不准确的。“五四指示”形成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顾虑是什么,其实从5月4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土地政策时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47]

在与会者基本上都发过言之后,刘少奇当时是这样概括的。他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即“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22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和平赎买政策,中共中央不仅支持,而且为其成功而一度颇感鼓舞。在已经宣布暂缓发表征购土地办法三个月后,刘少奇在1947年1月10日又再度致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48]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说得很清楚:中共中央之所以必须要考虑变更1942年土地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相信农民运动已经走在前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中共中央之所以还不能马上改变减租减息政策,则是因为现在还必须要大力维护统一战线,支持农民夺取地主土地,“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同样对中共很不利。

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调查的结果,刘并且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过去大家担心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49]

这个时候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以巩固统一战线局面,对中共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自1945年12月下旬以来,因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实质性成果。如1946年1月中旬在关内国共两军实现了停火,1月中下旬顺利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具有相当约束意义的五项和平协议。此后,政府改组、军队整编等项谈判,均已开始酝酿和进行。包括国共两党之间围绕着争夺东北的斗争和国民党为维护自身法统地位进行的努力,国共两党也都需要大力展开争取美国政府和中国各中间党派同情的工作。虽然两党在东北的争夺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毛泽东并非对爆发全面战争毫不担心。但是,就大战而言,中共方面毕竟尚未做好准备。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抗战以来行之有效的统战政策,包括维护农村统一战线局面,以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同情,努力延迟战争的爆发,至为关键。在这种时候顺应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转而支持农民向地主阶级全面展开夺取土地的激烈斗争,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很可能会影响到统一战线,使部分正在起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中共的合作,使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结果很可能使中国政治重蹈1927年统一战线破裂、两党全面开战、中共再陷孤立的覆辙。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和顾虑来起草“五四指示”,其内容充满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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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中央为什么非得顺应农民要求不可?

受此影响,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50]华东局规定:“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51]包括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也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52]

明明调整改变土地政策的时机不合适,中共中央又为何非得调整改变仍旧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呢?对此,上面提到的刘少奇在1946年5月4日会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到了点子上,即:“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

由上不难看出,通常为许多研究者所怀疑的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作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幌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

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中共中央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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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4日讨论要不要改变1942年土地政策的会议上,与会者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要不要批准农民变相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这种行动。

关于中共和平土改可能性的一点讨论

任弼时的发言上来就讲:群众用清算的方法迫使地主赔偿积欠,交出土地,“依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种运动是左了;依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现在党的面前的问题是,是否批准群众的这种运动”,能否在克服许多地方发生的对富农、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伤害了中农利益的缺点后,“用彻底的减租清算的名义,争取在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要求土地问题”。23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还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康生相信这件事早就该做,且各地实际已经在做了,现在只是中央批不批准的问题了。他说:“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有:没收汉奸土地,这种情形比较少,主要是清算。清算额外剥削、额外劳役、摊派不公、转嫁给负担、霸占、人权侮辱等等。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价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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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显然也认同农民的诉求,并主张批准。他说:“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土地改革又是发动、组织农民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25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种种珠丝马迹,对中共土改政策发展的可能脉胳,依据逻辑进行某些合理的推断。

为什么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中共中央就一定要批准和支持呢?从上述会议记录以及会后向下传达的刘少奇、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所谓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就是指“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结果被反动势力击败;二是今天国共两党斗争,“他大我小”,“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如何才能取得足以依靠的广大群众的伟大力量呢?就是要在自己控制的“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要帮助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

在这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共中央自身对和平征购土地的办法其实就一直担心“是不是会妨碍发动群众?”[53]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也同样更感兴趣用群众清算的办法来搞土地,而对中共中央和平赎买土地政策不十分热心。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得比较激烈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答复最具代表性。它表示:“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土地办法,在我区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谁都认为分配土地是应该的,是大势所趋,清算就是分配土地(农民认为这是土地还家),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但颁布这样的法令亦无妨害,对解决干部家属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问题有好处,且可给群众多一层合法工具亦有好处。”[54]由此不难了解,多数中央局因为所处地区条件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等缘故,明显地对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它亦必须要考虑到干属和民主人士的特殊情况,因而也还是同意,个别情况下有此办法,便于灵活掌握。而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考虑,再加上中共中央这时的三令五申,因此如果和平赎买政策能够延续,像晋冀鲁豫边区的土改斗争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牵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的考虑主要着眼于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的层面,即不能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二是从现实的军事斗争的层面,相信国民党占再多优势,“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就能得到解放区农民的支持,与国民党长期作战。比较这两个层面,可知后一种需要当时还并不那么紧迫,因为至少在会议召开时国共还没有大打起来。但前一种政治层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却非面对不可,因为它已经认定,当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的时候,不支持农民就会“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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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格外担心的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呢?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对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应当清楚地了解,真正意义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和平赎买政策的推行,毛泽东再度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55]这就更清楚地反映出,即使和平赎买土地的办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也注定了是要以与地主决裂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可能是“温良恭俭让”的。换言之,公债征购土地的和平赎买办法,并非就会是“和平”的。正如西北局在指示下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公债征购形式很好,但这种“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56]这也就是2月17日康生在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上所讲的,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表面看起来,征购还可以进行,但这种征购却是建立在诉苦清算,组织农民批斗地主,“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的基础上的。[57]

毛泽东1942年以后一直在党内谈论要大力争取农民的问题,强调“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党的政策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说陈独秀等人当年就曾经“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群众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261944年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接受毛泽东等人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27在1945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他解释说:“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指陈独秀——引者注)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28


对农民运动“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29尤其是在革命面临重大转折关头,亦即类似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将要转向反动,农民群众向共产党伸出手来的时候,更要坚决地站在农民一边,在抗战后期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党委的一种共识。而作为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的反面,即在大革命最后关头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那就是他1927年初写给中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高度评价被国共两党很多人认为“过激”、“过分”、“太不成话”的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公开主张“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一切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30

[23] 《刘少奇传》上册,第556页。

由此可知,支不支持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已经变成了泼不泼冷水,会不会重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除了前引刘少奇的讲话外,5月4日讨论土地政策指示的会上,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其实也都在强调这一点。参加会议的康生事后做关于中央五四指示的报告时对中央的形势估计讲得很清楚。他说:“这种形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类似于二七年大革命那个时期,就是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个时期那样”,“要准备长期与蒋介石斗争,只有解决土地问题。”31陈毅在“五四指示”下达后对华东局所做报告也如此说。他说:我党在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犯了不少错误,最值得记取的一个错误就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投降了资产阶级,不批准农民要土地,代表资产阶级镇压农民”。他告诉听众,要想在和国民党的对抗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说:如果今后我党能正确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与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二十年内国际上无大变化,没有国际上的援助,中国革命也一定会胜利。”32

[24] 《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很显然,“五四指示”的制定,主要就是因为中共中央相信类似于1927年那样一种形势出现了,农民已经在直接夺取土地了。要不泼冷水、不犯右倾投降错误,支持长期斗争,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党的历史决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已别无选择,非表态“拥护”和“批准”农民的行动不可。

[25] 《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546年5月13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0页。

四、中共中央为什么认定“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

[26]《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年5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3页。

在基本厘清了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五四指示”政治上的“不得不”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那就是,做出这一“不得不”的事实基础是怎样的?

[27] 《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央情报部关于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给中共东北局电》,1946年5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13页。

根据已知文献,中共中央之所以不得不表态“拥护”、“批准”农民行动,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讲过的两个“事实”:一是说“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一是说“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了。

[28] 《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1页。

由前所述可知,说当时类似大革命时期并不十分准确。毛泽东这里说的“大革命时期”其实指的是“大革命后期”,即“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亦即不能再和国民党联合,再联合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导致中共自身失败的时候。33但从前述中共中央对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看,它还不认为这种破裂和开打已经到来,而且主观上还在竭尽全力想要避免或拖延其到来。即使制定“五四指示”,它也仍在想方设法避免因自己的政策转变给国民党留下破裂口实。这说明,导致中共中央非得另发一个关于土地政策的新指示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当时国内局势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而是解放区农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29]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9,91,93,97页。

那么,中共中央这时为何会认定解放区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减租减息政策已经难以应对“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这一新形势了呢?

[30]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5页。

在这里需要了解的一点是,自抗日敌后根据地创建,即使在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全面推行前,“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的现象就已经广泛出现了。还在1940年,华北各根据地就已经普遍发生过因减租减息等斗争而引发土地纠纷的情况。晋冀豫区党委当时就认为这是农民基本要求的表现,主张对这一要求要“适当满足”。不到一年时间,其所属11个县就顺应农民要求,解决土地纠纷6721件,帮助农民收回大量押地、典地,在晋东南使土地“大量流入贫农中农手中”,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34晋察冀根据地一些县级政权也有过类似的做法,它们将公地、学地、族地、庙地和逃亡地主土地等一律交村公所,然后按人均二亩或一亩半的标准分给了农民。35

[31] 前引《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

1942年1月底中共中央为规范和推动减租减息,下达了新的土地政策指示,详细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实施方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根据地为适应发动农民的需要,仍旧搞了各种名目的帮助农民取得土地的斗争,如“拔地”、“借粮”、“增资”、“查减”、“算账”等,在事实上“造成了直接转移地权的运动”。36据中共山东分局1945年对三个区11个村抗战期间地权变动情况的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地主土地由户均203.57亩,人均35.95亩,分别下降70%和62%;而贫农由户均5.97亩、人均1.15亩分别上升到8.91亩和1.90亩,升幅达49%和65%”。37据对太行、晋绥、北岳及盐阜、滨海五个地区统计,地主也从战前占农村总户数3.6%,占地29.5%,到1945年初减少为占总户数2.4%,占地仅13.5%了。38

[32]《毛泽东年谱》(下),第99页。

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当然是了解的。它也一直在关注各地利用减租减息以及反奸清算等方法促成农村土地关系转变的情况,且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经验。尽管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三令五申反对违反政策,直接或变相地夺取地主土地,但是,毛泽东思想上明显是赞同利用减租减息的方法来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1944年7月14日,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就表露出了这种态度。他说:即使是在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39

[33]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4页。

可以肯定,随着战争结束前后新解放地区反奸清算斗争广泛展开,越来越多地发生没收、分配土地的情况,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已经在思考旧的土地政策是否需要有所变动了。一个最清楚的证据就是3月31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他在信中写道:“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40

[34] 《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6-257页。

根据刘少奇后来的说明,可知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指示稿应该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正式定稿前三个初稿中的第一个。毛给胡乔木的信显示,他这时已经注意到,各解放区在土地问题上的做法大大超出了1942年土地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因而有必要再发一指示,以统一各地的政策措施。但是,毛泽东这时显然顾忌着当时的统战形势,还没有想到要去“拥护”和“批准”农民的土地诉求,因而他并没有打算改变1942年的土地政策,哪怕是变相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41这种情况说明,1946年4月之前,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或新解放区的农民运动发展程度的认识,和4月底以后是有根本不同的。

[35]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18。19-20页。

导致中共中央对农民运动发展程度的认识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五四指示”开篇所讲到的那个“各地来延同志报告”。正是这些同志来延报告的内容和报告人的看法,使中共中央相信,农民已经在伸手要土地,共产党非表态不可了。

[36] 《中央关于对富农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给华中局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64-265页。

这里所说的“各地来延同志”,指的其实只有三位。一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一是山东分局书记黎玉,一是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刘少奇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他们三人到中央来汇报情况,“中央不会有这个决议”。因为,包括毛泽东3月31日信中提到的那次在内,“中央五四指示写了三次,头两次的稿子不是这样,还未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薄一波、黎玉等同志到了延安,讲了各地情况,把指示给他们看。他们说,再像过去那样做法,群众是不会接受的”。在刘少奇看来,薄一波等实际上带来的是农民群众的意见,因此他的结论是:“五四指示是接受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写成的。”42

[37]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187-1188页;《中央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五、中央和地方到底谁说服了谁?

[38] 前引《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

按刘少奇后来的说法,薄一波等人的汇报和意见,对“五四指示”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是接受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意见而决定制定新的土地政策的。但是,薄一波的回忆却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五四指示’是由刘少奇同志倡议的,思想脉络是他的,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因为新解放区的群众斗争已经出现了很复杂的情况,刘少奇提出:“要从政策上赶快发一个指示,现在各人搞各人的,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以便各地有所遵循。”43

[39] 《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依据目前可见资料,还不能确定薄、黎、邓1946年4月下旬在延安汇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就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而言,至少有两则来自晋冀鲁豫和华中根据地的资料值得重视。一是薄一波3月24日就晋冀鲁豫关于五个月来发动群众的情况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一是以“从石塘区斗争来检讨我们的斗争策略”为标题的一篇邓子恢4月20日拟就的文字。

[40] 罗平汉前引书,第55页。

已知邓子恢、黎玉、薄一波等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并在中央的安排下,分别于1946年4月1日、4月3日和4月8日从各自根据地乘坐军调部提供的专机,先后经北平飞到延安,故晋冀鲁豫3月24日的书面报告显然是薄一波离开根据地之前就已经上报中央的。44邓子恢4月20日的那篇文字则是到延安后拟就的。从行文及内容看,邓子恢这篇文字,其实是在延安时发给华中分局的电报稿。

[41] 转见李炜光前引文。

读晋冀鲁豫中央局3月24日报告,可知它主要强调了两方面的情况:

[42] 金冲及前引书,第383-384页。

一方面,它强调晋冀鲁豫中央局遵照中共中央1945年11月7日关于减租和生产的指示,连续5个月坚持发动群众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找到了发动群众的极好方法,即在新解放区,先从反奸、清算、诉苦、复仇等项斗争做起,把多年来压榨群众的敌伪统治基本打垮,而汉奸恶霸向群众坦白、赎罪、赔偿损失,群众最容易被发动起来,也最容易由此发现、培养出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如此“很快就可能转变到赎地、清债、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去”。

[43]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另一方面,对照中央指示,报告明确承认,根据地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存在着“右的左的各种偏向”,特别是出现了因下级干部“跟着群众自发性跑,而误认为这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导致“反贪污反恶霸无止境”的“左倾”偏向。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走得更远,已经“发展了均产均地运动,过分的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在那些地方提出了三亩推平口号(即每人3亩平均分配),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结果“也重重的打击了中农,他们主张中农不分斗争果实,中农亦在被推平之列”。45

[44]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可以看出,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这份报告,基调与中共中央此前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对在反奸清算运动中农民违反政策法令变相夺取地主土地,过分打击中小地主和富农,不仅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事实上连中农也伤害的做法,是持检讨和批评的态度的。

[45] 《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2/1/170/3。

邓子恢4月20日电报的基本精神也是一样。 电报主要讨论的是淮安石塘区刚刚发动的一场向地主算账的群众性斗争的方式问题。基于中央关于“绝对不可泼冷水”的原则要求,邓子恢首先充分肯定了石塘区党委组织这一斗争的意义,称:“此次淮安石塘区四千佃户进城请地主下乡算账,事前动员很充分,组织很周密,进城时秩序井然,请到了五、六十个地主下乡,算清了敌伪统治时的地主之非法敲诈,农民得到了莫大利益,提高了阶级觉悟,巩固了斗争情绪,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这个斗争是胜利的。”电报随后笔锋一转,委婉地批评说:“但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观点来看,则这个斗争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46] 董志凯前引书,第71-73页。

邓子恢指出,主要问题出在以下三个方面:

[47] 罗平汉前引书,第57页。

第一是一下子斗争五六十个地主的办法不策略,实际上“只要选择三五个最顽固最坏的斗一下,就可以惩一儆百,无须个个都斗”。

[48] 转见《刘少奇传》上册,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第二是没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理应先把哪些旧账要算,哪些东西要退还,退还多少的标准公布出来,然后有针对性地上门说明。对方接受了,“我们就不必与之斗争,也不应斗争”。对方拒不接受,顽强抵抗,我们再发动群众组织斗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到社会同情。

[49] 《中央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8-410页。

第三是用请业主下乡算账这样的口号不妥。电报说:“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清算旧账一般是对付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的,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不能因为其他根据地这样搞了,我们就也去搞。因为,“各地情形不同,不能照搬”。而且,“在半封建社会中,差不多所有地主财产,没有不是由非法剥夺农民而来,如果普遍向地主算旧账,可能使大多数地主倾家荡产。这与减租减息不同,减租减息是有一定限度的,算旧账则将无所底止,当然会使地主感到不知如何是好,而造成恐慌。这对我们是不利的。”46

[50] 《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

从薄一波、邓子恢的上述报告和电报可以看出,至少在4月20日之前,他们在要不要改变中共中央既定的减租减息政策,另定一个“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新政策的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并无明显分歧。他们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到延安后,就政策方针而言,都在努力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果刘少奇或中共中央这时不表现出倾向性来,他们未必会像刘少奇说的那样,以群众的名义要求中央改变政策。

[51]罗平汉前引书,第32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专门把他们三人请到延安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反映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某种倾向性了。毛泽东3月31日起草好土地政策的新指示,然后马上点名把此前在农民运动问题上走得最远的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请来,正说明中共中央想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可以应对激进地区农民运动的新指示。但是,就像刘少奇所讲的,毛泽东开始考虑新指示的时候,也还没有想过现在就要着眼于帮助农民来解决土地问题。

[52] 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491页。

读毛泽东4月11日和23日给陈毅7日来电的回电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陈电汇报的主要就是山东部分地区群众运动中过“左”的错误问题,毛泽东的回电虽然从“不泼冷水”的角度,肯定山东群众斗争“成绩甚大,前途是光明的”,要求保护农民和干部的斗争热情,“绝对不可泼冷水”,但他显然也认同陈毅的意见。电报强调反对少数干部包办及强迫群众,搞命令主义;强调过分打击富农与中小地主,特别是侵犯中农利益,是“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强调清算减租实现后,对地主要“改变为拉的政策”,“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47

[53] 前引《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这种态度应该一直延续到了4月20日之后。因为,前述4月20日邓子恢发回给华中分局的那封长电,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出发点,强调不要扩大斗争范围,尤其是“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说“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等等。然而,仅仅过了几天,当邓子恢26日再给华中分局去电的时候,他的态度和意见就改变了。他告诉华中分局说:“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48

[54]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由此不难了解,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发生在1946年4月23日至25日这几天里。4月26日,也就是邓子恢再度给华中分局去电当天,刘少奇有一封电报显示,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当天已经变了。也正是因为中共中央这一天态度根本改变,才有了邓子恢同一天急忙再电华中分局纠正20日电报意见的情况。

[55]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刘少奇当天发出的电报是给没有来延安汇报农民运动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和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人的。电报称:“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请你们即日派赵振声来延安参加会议,以便将中央的意见带回你区指导群众土地斗争。”49

[56] 《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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