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京西古幡会入选国字号非遗
分类:民间故事

  正如《西部民俗》中国非遗研究专刊的四篇文章所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民俗学者而言,不仅是研究的对象或仅作为文化客体存在,它在本质上是彰显文化自觉的社会实践,是通过保护文化的持有者(传承人)从而践行权利主张、价值评估与社会命名,中国文化自愈机制因此得以经由行动者的具体行为而发挥作用。从这一立场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其说是要保护具体的文化事象,不如说是民俗学者切身参与的公共文化运动与实践,经由这种实践,社区文化实现自我正名与赋权,这既是一个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过程,也是一个基层社会实现自我治理的过程。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千军台、庄户幡会是一种从明清时期延续至今的民俗活动,由山村古庙会演变而来。幡会在正月十五、十六举行,包括请神、祭神、送神三大内容,在此过程中进行古幡乐、鼓乐、武术、秧歌等展演,展演活动由十余个会档组织,如“五虎少林会”耍枪弄棍以驱邪,秧歌班跳秧歌以娱神。举行幡会时最壮观的是由21面五六米高的大幡组成的仪仗队,这些幡代表京西山村人们信仰的神,做工精良,风格古朴,所演奏的古幡乐与纳西古乐齐名,可追溯至战国时代的礼乐。千军台、庄户幡会是北京民俗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具有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清史专家戴逸等国内外学者都对此有过论述。


  那么,非物质文化的持有者与传承人是否持有与中国民俗学者同样的看法呢?从田野调查情况来看,从实践而非事象的角度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符合非遗文化持有者(社区性传承人)自己的概念。前几年,有学者指出,对于妙峰山香会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符号是外来物,普通民众与香客对其理解有限,它在民间的影响力是学者的强化使然。(3)但经过数年来政府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今天,在很多具体的社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文化持有者大量使用这一概念,规避以往模糊不清的民俗信仰或民间宗教等说法,重新赋予自我文化以合法性乃至神圣感,在传承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直接指向解决物质环境与生存问题、调整社区权力结构、重塑基层主体意识等目的。

门头沟区文委副主任刘向阳介绍,千军台、庄户幡会保持了原生态的风貌,特别是传承情况较好,几百年间除了战争年代,幡会一直没有中断过。为了让幡会老艺人的绝活儿不失传,门头沟区将幡会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了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对幡会进行抢救保护。

摘要:走进日常生活的妙峰山香会组织研究改变以往研究见俗不见民的方式,从时空、传承人和社会结构三方面分析了香会的价值追求、传承状况、社会关系及交往。研究发现,妙峰山香会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却始终与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形影相随。香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类型和多样化价值追求;香会传承有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两种方式,传承人表现出守护传统的积极传承、守护传统的消极传承、发扬传统的积极传承和发扬传统的消极传承等四种不同特点;香会的社会关系及交往体现在贺会、行香走会和日常交往中,表现出明确社会结构特征。当前妙峰山和香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正发生新变化,妙峰山研究的深化要走进香会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行持续田野调查。

  以我们近期调查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千军台庄户村幡会为例。2007年,千军台村和庄户村的京西古幡会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又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2017年正月十五幡会期间,我们实地调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已经成为村庄新的价值感来源。政府以非遗保护为名,下拨资金,并确定了传承人群体,这为村民的自我组织与主体性意识提供了合法性,社区性的权力协商以此为基础展开。因此,对千军台和庄户村村民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更是通过文化传承实现社会共治与制度更新。

“幡旗招展、古乐悠悠,花会舞蹈穿插其中,数十个会档,数百名角色,数不清的观众,行走在山间古道,古朴奔放、五彩缤纷,充满了节日的热烈与吉祥,描绘出一幅原汁原味的独特民俗画卷”,这是千军台村、庄户村延续了500多年的幡会场景。日前,千军台、庄户幡会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这也是门头沟区继京西太平鼓、妙峰山庙会、琉璃烧制技艺之后的又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语境中的民俗研究首先关注时间和空间,它们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有多重文化、历史和社会属性。在妙峰山香会调查过程中,我们秉持从山上向山下,又从山下重新思考山上的理念,力图在两方面实现时空转换:一是将研究焦点从妙峰山转向作为民俗传承生活空间的村落或者城市社区,从生活逻辑理解香会的传统追求;二是将研究重点从历史转向现实,关注香会的当下处境,探讨它们不断复兴或新生的现代诉求。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村民提供了新的意义支点。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所有村民都对幡会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与主动传承的意识,这不仅来自于原有的宗教信仰,更来自于非遗概念所带来的价值感与情怀。当我们问及是否能对幡会进行商业化开发时,一部分村民显得极为反感,并将反对理由归为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能用来赚钱。另一部分村民相信,即使商业开发,也只能用小型复制品,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决不能影响到幡会本身,因为必须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我们看到,以往主要由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意义感与认同感,如今部分地被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取代,这也正是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所说的,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遗产取代宗教珍宝,成为社会新的象征性系统的神圣感转移过程。(1)事实上,不仅在京西幡会,我们在很多其他地方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妙峰山香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意义支点与自我诉说的方式。2017年妙峰山香会期间,在调查中,多位香会成员主动向我们表示,他们参与香会表演是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妙峰山香会被赋予了除信仰兴趣社交以外的新的意义,即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这成为香会组织中新的价值认同性纽带。(2)

  第三类是由村落精英自发组织的以村落为依托的香会。这多是对村中旧香会的恢复,成员以村落成员为主,他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现实利益。这类香会一般规模大,成员多,活动经费来自会员捐款以及向村集体和村办企业募捐。它们的活动主要是妙峰山朝顶进香,部分香会还组织春节踩街,也零星参加花会大赛。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西北旺万寿无疆秧歌会和三路居村新善吉庆开路老会是这类的代表。由于这些香会所在村落面临拆迁或已拆迁,香会的复兴承载着村民的多种现实需求,村落拆迁之前,香会是村落认同的重要标志;村落拆迁之中,香会是村民和开发商之间、村民和政府之间的中间机制,是一种可以伸张权力和获得利益的工具;村落拆迁之后,香会又是社群关系重建所赖以依托的历史传统。

  更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就是社区基层权力的动员与确立过程。京西幡会所在的千军台、庄户二村,一直附属于京西煤矿集团,在煤矿衰落后,面临着集体经济崩溃、基层组织涣散、村落生存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正是以传承与保护非遗的名义,以幡会会首为主要力量所形成的大台文保协会成为非遗传承人群体,事实上,也成为村落目前几乎唯一的组织化力量。依靠这一组织,当地村民不断与上级管理单位对话,也在内部进行自我对话,以求改善生存环境、焕发村落生机、重振村落经济。我们清楚地看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村民争取合法化集体行动的旗帜与保护伞,而非遗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力斗争与政治协商的过程。2012年,千军台村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6年,千军台村成为首批国家级规划示范村落。可以说,正是因非遗保护之名,这两个在现代性的资源、制度、城乡二元体制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村庄,获得了有力的政治资本;也正是通过行非遗保护之实,村民自治组织不断自我调整、更新,并获得主体性的行动力量。

  在顾颉刚之后,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直到70多年后才又有学者开展妙峰山香会研究。吴效群总结了香会的生成、分类、内部结构、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象征意义等,并阐释了香会行香走会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以及它们随社会变迁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妙峰山香会是民众基于行善积德观念自发组织起来的,分文会和武会两大类,其中武会即技术类香会,主要是幡鼓齐动十三档(后扩展为十六档);文会即技术类之外的九类香会,包括茶棚和行香会。在妙峰山庙会期间,香会遵照行香走会制度,车笼自备,茶水不扰,一方面保证庙会秩序,另一方面借此体验拥有封建帝国象征符号的荣耀和快乐,发泄被封建帝国政治制度压迫的愤懑,建立起虚拟的紫禁城。在追求神圣意义的同时,香会中也有世俗目的,即抢洋斗胜,耗财买脸,竞争社会声望。清末皇会的出现把社会声望与邀取皇宠联系在一起,获取皇封成为香会趋之若鹜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下恢复起来的香会(现称花会),行香走会的意义和价值追求变成公开的经济利益追求。

  从格林兄弟到钟敬文等先贤所开创的经典民俗学,强调对文化事象的识别、理解与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保护与继承发展。在这样的学科定位中,文化被视为社会之外的自足体,可以独立于人类行为与实践之外存在。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仍然秉持这种看法,认为文化只能是观念性的存在,仅指群体信仰及支配该群体行为的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不恰当的,因为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非物质的,社会实践不应是题中之义。(1)与此相反,民俗学者却开始探讨民俗研究的实践性转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非物质,不是指其精神性,其本质是活态文化。(2)

  我们调查的32档香会在新时期基本上都有妙峰山朝顶进香经历。其中有8档是新成立的,包括1档文会和7档武会,其他则是重整或复会。这些香会规模各异,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依据这些香会重整或新成立的动机、资金筹集方式和主要活动,可分为四类,它们的价值追求也存在差异。

(本文原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二、时空转换与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价值追求

  最后,当我们适当离开行动者视角,将目光投向文化时,我们也会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下的传统文化传承,其发动机恰恰是中华文化本身的特性,包括家族关系、社区关系、集体主义精神等。例如,幡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是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纽带的幡旗团体,即同打某一面神幡/神旗的家族性群体。家族中的家长负责召集扛幡人,并组织分工和训练,如果本家族中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家长会想尽办法扩大血缘家族的范围,从更广阔的亲戚范围中找到足够的劳动力。长期稳定的走会活动,使幡旗成为家族的标志,而凡是参加过走会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对这一家族产生了更亲密的认同关系。元宵节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盛会,这是幡会活动具有极强凝聚力、号召力与向心力的内在原因之一,更是它能够得以稳定传承的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新激活了内在于中华文化之中的核心符号,即家族世系与根的观念。每个行动个体的实践,同时也内含于中华文化自愈机制,中华文化的自我延续就是通过这样的个体集体、行动结构、主体性传统性的和而不同而得以实现。  

  1949年以后,受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运动冲击,妙峰山香会失去往昔辉煌,它们被改称花会,公开的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也销声匿迹了。不过,许多香会却借政治庆典或群众娱乐需要延续下来。许多香会称自己参加了人民公社成立、国庆十周年庆典等庆祝活动,一些以村落为依托的香会在春节中悄悄兴起踩街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妙峰山庙会的恢复和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妙峰山香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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