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
分类:民间故事

内容提要:传统医药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是我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药产业作为西部地区拥有资源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中国独立知识产权和比较优势。在民族经济学的视野下,西部地区具备吸引传统医药行业技术要素和资金的天然环境,政府和企业还努力营造相应的人文环境,使传统医药产业在西部大开发的大环境中,成长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关键词:民族经济;传统医药;战略研究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5)01-0026-05

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提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传统。它是立足于人民主体的唯物史观,基于人民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要问题的总体性判断,是发展和改造社会的基本依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变、理想追求和使命担当。

西部生态脆弱区因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存在较强的外部约束性,致使产业发展的可能性选择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些地区具有倚重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共性,滋生了表现不一、程度不均但实质相同的“资源诅咒”现象和由此带来的“产业锁定”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难题进而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走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路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标志着我国即将迈入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重要和集中体现的区域关系,正在上升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必须重点关注和解决。调整区域关系,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重构区域平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历史性抉择。

西部;产业转型;优化路径

民族经济学紧紧围绕着民族因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来研究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问题。形象地说,民族经济学是穿着民族外衣的经济学,它提供了独特的民族视角。[1]民族视角,并不仅局限于民族区域的空间范围,而是对于探索一切符合民族情况、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富于启发意义。传统医药是我国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医学体系,多姿多彩,各具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药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以传统医药理论为主导,现代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专门从事传统医药资源利用、开发、研究、产品经营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一种产业体系。它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紧紧围绕传统医药产品和知识产权进行运作,根据人们对传统医药及传统医药产品的医疗、保健需求,通过对传统医药资源的利用来进行有序而规范的开发和经营,最终为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服务。近10年来,中国的传统医药产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依靠现代化的装备和管理,扩大生产,提高质量,走出高原草地和大山密林,进入全国医药市场。进入21世纪,传统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具有中国独立知识产权和比较优势,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被列入十五国家优先发展重点计划。从社会需求分析,传统医药产品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用药水平很低,年人均不到10美元,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超过人均200美元。[2]随着全民健康教育的普及和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注重预防的医疗保健观念深入人心,传统医药药食同源、无毒、无副作用的特点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这为我国传统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加入WTO后,传统医药面临着走向国际市场的大好机遇。在化学药品方面,我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药物极少,绝大部分为仿制药,仿制品种占97.4%,[3]而且大部分药厂工艺设备落后,没有优势。但在传统医药方面,我们则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合理开发,是具有很大发展前景的。西部地区的云南白药系列、成都的地奥心血康、广西的金嗓子和西瓜霜就是很好的成功例子。本文拟从民族经济学的视野分析西部地区对传统医药产业选择的必然性,并探讨传统医药产业的推进战略。一、发展传统医药产业是西部地区的必然选择1.资源性要素的特性是西部对传统医药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资源性要素的流动弹性几乎为零,从而使资源性产业具有天生的独占性、排他性优势。动植物、土地、矿藏、水电、气候、民族文化及民族医药等自然、人文资源,对西部产业发展具有正面影响。这些搬不走的资源要素,形成了西部的独占性优势,西部各省都在强调发展特色经济,正是这个原因。传统医药开发、水电、旅游、天然气等等,是西部大开发尤其要重视发展的产业。据1985~1995年的最近一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表明,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天然药库,总数有12807种,其中来源于植物的有11146种,动物1581种,矿物80种。[3]在这个天然药库中,不仅有人参、甘草、芍药、当归、大黄、贝母等近千种常用中药,在全国1/3左右的医疗保健实践中被使用,而且每年还有几亿美元的出口效益。西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具有陆地生态系统的许多类型,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名特优、珍稀药材较多,西部地区是多民族地区,壮、藏、蒙古、彝、苗、白、傣族等少数民族医药各具特色,民族药品丰富多彩。正因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资源,经过深加工的医药产品属于附加值和利润率高的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所以,在西部大开发中,选择并推动传统医药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2.劳动力要素特性支持西部地区对传统医药产业的选择。一般认为,西部穷,劳动力成本低廉从而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随着东部经济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步向西转移。然而,现在东部发达地区,不但高新技术产业蒸蒸日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势头仍然强劲,这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国际国内两种场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国际而言,劳动力流动因国籍、语言、文化的影响而受到很大限制,流动弹性很小,从而导致发达国家较高的工资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但就一国内部而言,劳动力却具有很高的流动性,由于没有语言、文化、国籍障碍,劳动力在全国各地的流动性很高,正是这种高流动性,向东部大量地输送着西部的贫困人口和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导致东部与西部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别不会太大。不仅如此,外地打工仔一般还比较年轻,劳动保护方面的支出较少,少家庭拖累,劳动效率和创造利润的能力会更高。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除了需要考虑工资因素外,还要考虑交通运输成本、交货时间、市场条件、商业环境、购买能力、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等综合因素,在这些方面东西部至今仍然差距很大。因此,西部并不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加速发展具有西部地区特色的如传统医药这样的优势产业才是西部地区的明智选择。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依据

西部生态脆弱区因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存在较强的外部约束性,致使产业发展的可能性选择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些地区具有倚重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共性,滋生了表现不一、程度不均但实质相同的“资源诅咒”现象和由此带来的“产业锁定”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难题进而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走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路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新时代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新情况,用新视角、新观念和新要求,对我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得出新的看法和结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是这样的逻辑结果。支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和存在的依据众多,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是两大基本依据,区域发展不平衡则至关重要。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问题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

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之“重”与产业转型不可或缺之“轻”。2015年,单位GDP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1个,西部地区占7席。西部地区主导产业主要是能源或资源消耗型的传统产业,其产业业态呈现出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特点。进一步测算西部地区2014年三产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仅为0.253,由于西部地区农业产值增长速率远低于二、三产业的增长,但是农业人口却未能及时向二、三产业转移,即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速度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仍然过剩。究其原因,在西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过重”的产业结构偏向。这种产业结构对非农业人口就业的拉动力不足,产业部门既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布局需要,又不能通过创新创造的产业形态拓展就业空间、保持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由于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低端就业的非效率性,以及分割性市场而形成的进入壁垒,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相互匹配上存在失衡。

从区域视角观察,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一种区域性现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一矛盾发生和存在的基本甚至主要依据。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在经济总量、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差距和梯度下降,东部与西部之间差距大,东北和中部发展不充分。一是经济总量。2015年,全国GDP是68.55万亿元,东部六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是29.69万亿元,占全国43.3%,几乎接近全国一半;其中东部四省是24.88万亿元,占全国36.3%,人口占全国的24.88%。同期的西南、西北10省市区GDP是11.02万亿元,占全国的16.07%,人口占全国的21.7%。西南五省市区GDP少于广东,与浙江持平;西北五省区远低于浙江,几乎只有广东一半。二是人均产出。2015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是4.999万元,其中省市区最高的天津是10.797万元,省区最高的江苏是8.799万元,最低的省区甘肃是2.616万元,江苏是甘肃的3.36倍。东部四省人均生产总值是7.275万元,西北五省区是3.97万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区是3.59万元,东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区的2.03倍。[1]

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位于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结构单一化是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由此形成倚重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型生产局面,无法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西部生态脆弱区以原材料供应、初级资源粗加工为主,产品加工程度较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数据显示: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大部分均在30%以上,例如:原煤占比30.28%、原油33.34%、天然气79.85%、水电67.81%;而在其他工业产品领域则表现平平,轻工业品、电子类消费品、装备制造业等比重较小。这表明:西部地区产业链条较短,高附加值产品少,在竞争性市场格局中处于“雁阵”的尾部,有可能在跟随中被继续拉大发展距离。

同时,工业企业分布、金融资源分布、税收来源也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和差异性特征。轻工业、加工业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他地区总体出现了工业的结构性塌陷和收缩,有的甚至出现去工业化趋势。

“优势资源”具有较强独占性,难以形成生产价值转化和优势产业建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创造急需自主创新活力的支持。2015年,西部地区国有控股企业数与私营企业数之比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4.06倍、2.57倍,相较而言,国有企业掌握“优势资源”,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基于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视角,2016年西部地区贡献率最低,比东部地区约低15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西部地区约为200万元,远低于东、中部地区水平;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上,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量的14%。西部地区难以获得资源禀赋优势的眷顾,由此缺乏转化“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继而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的能力和有效通道。为此,急需内生于产业系统的创新机制给予全力支持。

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也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我国著名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中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很少,不少省区处于空白状态。全国排位靠前的著名医院,基本都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多数省区榜上无名。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除个别省区,在全国最为落后,与东部差距巨大。人民的需求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东部地区人民需要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西部相当部分的农村居民,还处在小康与贫困的边缘,对物质生活和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远远大于其他需求。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从民族视角观察,改变西部的贫困和落后面貌具有民族平等和团结进步的特殊意义。

收入分配差距和增长抑制的存在

从收入视角观察,收入分配差距大、劳动工资收入增长受到抑制,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表现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全面扩大。最重要的标志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高居0.45以上而不下,高于西方发达国家0.1~0.2,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在3倍左右徘徊(2015年是2.95倍),城镇居民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高达5倍左右,而且财产和财富积累的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差距。[2]

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长期抑制。2015年全国劳动者报酬为34.6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0.497%,甚至有一个时期处于下降趋势。以居民消费为主的最终消费支出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6.9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59.9%,为4.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占73.4%,政府消费支出占26.6%。[3]这种状况严重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对经济长期发展不利。

区域不平衡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从区域不平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甚至根本性作用。东富西穷、南富北穷是中国目前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人到东部和沿海,多数是依靠劳动力打工,沿海人到内地相当部分是投资经商。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2.197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72万元。人均最高的省市区上海4.987万元,最高的省区浙江3.554万元,最低的西藏1.225万元,浙江是西藏的2.9倍。按区域分,东部四省2.891万元,东北地区2.101万元,中部地区1.844万元,西北五省区1.617万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区1.570万元,呈现明显的区域梯度分布,东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区的1.84倍。东部和西部城镇居民收入相差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差5000元,东部农村是西部农村的1.57倍。[4]全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和深度贫困地区,也主要聚集在西部。生存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生产方式落后低下,与东部、中部、东北广大农村和平原地区相比,差异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低收入水平,拉高了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衡的程度,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总之,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以区域为单位发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其他方面的差别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存在的基本和主要根据。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是新时代的内在要求,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把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原因

区域和区域关系在我国历来地位重要、关系重大。我国的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缩小到扩大两个时期。目前,这种不平衡和差距仍在扩大,而且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动因,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理解。

从平衡到非平衡的历史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区域关系上经历了平衡与不平衡两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区域政策主要是平衡沿海与内地发展,主要措施是沿海支援内地,工业向内地搬迁,政策向内地倾斜。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深谋远虑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区域政策调整为东部沿海地区先行一步、优先发展,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建特区,沿海先开放先改革,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否则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奇迹和新时代,但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东部先行的历史现实依据及其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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