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化时期的风俗学,口头守旧史诗的内蕴和特
分类:民间故事

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暑期研修班(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FFSS)于2007年6月11日至20日在芬兰库赫莫和俄罗斯卡累利亚两地举办。与会人员在为期9天的田野活动和学术研讨中,围绕口头诗歌和田野作业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次活动邀请13个国家的17位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就民俗学史与国家意识形态、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口头诗歌与文类阐释、民间叙事的田野作业、本真性与传统文化的解释以及卡累利亚民间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等题目做了专题研讨。这次研讨虽然置重点于北欧民俗学研究,但突出体现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国际化新趋势,主办者把这次活动安排在《卡莱瓦拉》的故乡俄罗斯边境地区卡累利亚,把学术研讨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现地考察结合在一起,预示了民俗学的在未来的文化创造领域依然活力无限。关键词口头诗歌田野作业文化遗产作者简介:尹虎彬,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本期民俗学夏季培训是在两个比邻国家举办的,与会者必须由赫尔辛基入境芬兰,在赫尔辛基搭乘飞机前往卡亚尼(Kajaani),在机场乘坐巴士前往芬兰东部城市库赫莫。与会者在2007年6月11号下午抵达库赫莫,在完成会议注册和相互介绍之后,参加培训活动开始之前的招待晚会。6月12日我们在库赫莫的尤明凯科(Juminkeko)即卡莱瓦拉与卡累利亚文化信息中心正式开始学术讨论活动。开幕式由劳里主持,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教授以民俗学工作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 Network)负责人和本届研修班主席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民俗学的漫长道路》的开幕辞。一、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学科史与理论探讨中,我们可以领略民俗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及其各种方法的演进脉络。与会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以下问题: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认同,收藏家或古物学家的兴趣及其对民俗学学科的历史影响,民族主义者的动机,19世纪和20世纪以科学方法研究民俗学的代表性学说,1945年即二战以来民俗学的理论贡献,如结构主义和表演理论等。主要关注点有方法论的比较,民俗文化与现实世界,旅游业、传统、本真性和法律,文本与语境问题,新的综合性研究的出现。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民俗学研究的现状是什么,最近的趋势和争论是什么。西卡拉在开班仪式上简要回顾了民俗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针对人们关注的民俗学的未来趋势,她认为这个问题固然与西方大学的建制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关,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民俗学本身的内在驱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民俗学工作者通讯》(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日益融入国际化的学术潮流。1960年代后出现了理论创新的热潮,民俗学逐渐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人们关注的地方不再是传统而是个人和小规模的群体。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这一发展模式突出地反映在《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办刊宗旨上,从文本为基础的研究和描述性研究,向民族志为导向的研究转换。1960年代以来《民俗学工作者通讯》发行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随着1960年代的民俗学范式转换,《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研究题目、理论方法出现拓展的趋势。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讲演《口头诗歌研究方法》,回顾了18 ~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概要性地介绍了20 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理论。他强调了在口头诗歌研究中运用多样性方法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就是他所提出的以惯常用语为基础的方法(idiom-based approaches),按照他的理解,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和固存的艺术这三个学说拥有共享地带:它们关注词的力量(word-power),认为口头传统是一种专门化的语码(code)和一系列的符号(signals),而语码使表演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语码是按照特别的方式被结构起来的,按照语言、文类、地区和个人的特点结构起来的,语码是特定集团和个人所独具的表达,它们暗示出人们参与表演的特定种类。这些方法都强调了口头传统是当下的经验,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残片,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那些源于口头的文本。表演理论让我们领悟到表演是意义的一个部分。民族志诗学揭示了多样性的口头传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即一个特定的口头传统需要以其特有的术语来解读。民族志诗学试图通过阅读 (分析本土传统自身的术语) 、再现 (以文本制作来真实反映本土诗学)、重新演述 (次级受众对二度表演的接受)这三个路径,重建口头诗歌的结构特质。弗里所说的固存的艺术,强调从的传统的内部寻觅口述艺术的力量,他认为口头传统的运作就像语言本身一样,认为过程重于作品,认为口头传统是一个结构系统而不是叙事单元的仓库,关注惯用语言的蕴藉而非字面意义,认为专门化的语言是表演者和受众共享的。口头诗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头文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点是文本、文类、表演和语境问题,关于口头文类的专门化言语表达特点,学者也多有新见。卡累利亚口头文类,如卡莱瓦拉韵律诗歌、哭歌,克里特的对偶诗歌句,北欧中古诗歌,都被学者纳入到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加以重新考察。学者从表演的角度探讨口头文类的性质和功能,分析专门化的仪式语言,强调了表演者能动的艺术创造力量。即便像中古史诗冰岛的《萨迦》,人们也注意到了它作为口头传统的内部结构和个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民间叙事的田野研究成为今天民俗学者的热门话题。但是,当现代民俗学者与传统文化的表演者不期而遇时,许多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和跨国语境当中的田野实践,充满了身份认同的苦恼。另一方面,如何在民众生活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即我们能否把一些大家公认的口头文类或文本与那些文类界限含混的民间口头演述文本放在一起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民俗学

口头传统史诗的内涵和特征

——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暑期研修班综述

尹虎彬

尹虎彬

  摘要:从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当代社会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史诗,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史诗研究者从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反思史诗观念,它涉及史诗的口头创编和演述,涉及到史诗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的热点问题。中国史诗研究者一直关注史诗的社会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和共享族群等问题,关于史诗文类特征、流布和传承特点、说唱艺人和 class="underline">仪式语境、特定集团的文化认同等,也逐渐构成了今天的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口传史诗;文类;文本;演述;史诗歌手;仪式语境

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暑期研修班(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于2007年6月11日至20日在芬兰库赫莫和俄罗斯卡累利亚两地举办。与会人员在为期9天的田野活动和学术研讨中,围绕“口头诗歌和田野作业”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次活动邀请13个国家的17位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就民俗学史与国家意识形态、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口头诗歌与文类阐释、民间叙事的田野作业、本真性与传统文化的解释以及卡累利亚民间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等题目做了专题研讨。这次研讨虽然置重点于北欧民俗学研究,但突出体现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国际化新趋势,主办者把这次活动安排在《卡莱瓦拉》的故乡俄罗斯边境地区卡累利亚,把学术研讨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现地考察结合在一起,预示了民俗学的在未来的文化创造领域依然活力无限。

关键词 口头诗歌 田野作业 文化遗产

  中国史诗研究者一直关注史诗的历史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和共享族群等问题,关于史诗文类特征、传递、史诗歌手、仪式语境、特定集团的文化认同等,也逐渐构成了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中国史诗研究在近10年来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第一,把口头传统研究的方法论与具体的史诗传统和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从史诗的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反思,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第二,在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建立关于口传史诗的理论范畴,围绕史诗表达形式、演述模式、艺人类型、文体风格、文本形态和故事范型,拓展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共同层面,构建史诗学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史诗观念更新与研究范式转移,由取例西方古典诗学范式转向以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为依据的口头诗学和民族志田野研究的转换。第三,从史诗的形式深入到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史意义的原型解剖。论者能够从史诗传统的演化过程中,从口头传统和文献传统的相互印证中,把史诗这一文类与神话和民间信仰行为和民众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研究,开拓了史诗的文化史意义探索的新路径。第四,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即在具体研究中借鉴和创用包括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等多样手法,克服口头与书写二元论的僵化模式,在口头和书写、形式和意义、共时和历时、个人创造和集体性之间,寻求理论的张力。

本期民俗学夏季培训是在两个比邻国家举办的,与会者必须由赫尔辛基入境芬兰,在赫尔辛基搭乘飞机前往卡亚尼(Kajaani),在机场乘坐巴士前往芬兰东部城市库赫莫。与会者在2007年6月11号下午抵达库赫莫,在完成会议注册和相互介绍之后,参加培训活动开始之前的招待晚会。6月12日我们在库赫莫的尤明凯科(Juminkeko)即卡莱瓦拉与卡累利亚文化信息中心正式开始学术讨论活动。开幕式由劳里主持,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教授以民俗学工作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 Network)负责人和本届研修班主席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民俗学的漫长道路》的开幕辞。

  一、史诗:作为口头传统的一个文类

一、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口述和读写被视为人类的两种语言能力。因此,口头创作和利用书面语言进行创作就显现出许多差别,再加上口头文学的仪式语境、它的集团共享性、高度依赖传统等特点,都使我们在研究包括口传史诗在内的其他口头文学样式时,要从传统内部出发,重视口头传统的特点,克服文人文学的许多教条。1960年代以来,口头传统研究进入许多人文领域,许多学科都从中发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志学者、民俗学者和比较文学学者,他们大大扩展了史诗的领域。19世纪随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兴起,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的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为史诗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20世纪的批评家从鲍勒(C. M. Bowra)开始,注意到原生形态的或口传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史诗的区别。20世纪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对中国史诗的研究已经很兴盛,非洲史诗研究正如火如荼。中国的史诗研究正在进入国际学术的话语之中,正在形成我们的优势,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和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资料,也预示了我国将出现一些重要的史诗学研究者。

从民俗学学科史与理论探讨中,我们可以领略民俗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及其各种方法的演进脉络。与会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以下问题: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认同,收藏家或古物学家的兴趣及其对民俗学学科的历史影响,民族主义者的动机,19世纪和20世纪以科学方法研究民俗学的代表性学说,1945年即二战以来民俗学的理论贡献,如结构主义和表演理论等。主要关注点有方法论的比较,民俗文化与现实世界,旅游业、传统、本真性和法律,文本与语境问题,新的综合性研究的出现。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民俗学研究的现状是什么,最近的趋势和争论是什么。

  以往的史诗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中亚、非洲、中国的史诗传统直到很晚才被纳入这一视野。西方文学史家一直以来信奉一种比较狭隘的史诗定义,即史诗是以高雅文体讲述的,它是关于传奇式的或历史性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但是,世界上的史诗传统是多样的,这一现实促使学者不断反思史诗的概念。就史诗这一文类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就人类普世性来说,谜语、谚语、挽歌更具有国际性。按照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定义,史诗是关于文化范例的宏大叙事,它是集团认同的表达,通常由职业艺人来演述。史诗本身含纳了多种文类的传统。因此,关于史诗的定义,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结构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意义上。蒙古史诗、南斯拉夫史诗都属于活形态的史诗传统,而古希腊和古英语史诗已经成为书面的文学经典。这里所包含的传统,它们相隔几千年,地域相隔甚远,但是,它们都属于史诗这一文类,都属于宏大的口头叙事传统。

西卡拉在开班仪式上简要回顾了民俗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针对人们关注的民俗学的未来趋势,她认为这个问题固然与西方大学的建制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关,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民俗学本身的内在驱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民俗学工作者通讯》(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日益融入国际化的学术潮流。1960年代后出现了理论创新的热潮,民俗学逐渐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人们关注的地方不再是传统而是个人和小规模的群体。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这一发展模式突出地反映在《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办刊宗旨上,从文本为基础的研究和描述性研究,向民族志为导向的研究转换。1960年代以来《民俗学工作者通讯》发行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随着1960年代的民俗学范式转换,《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研究题目、理论方法出现拓展的趋势。

  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它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保护的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史诗文本、史诗的传统形式、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解释,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的研究,都在加深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研究未来的生长点。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讲演《口头诗歌研究方法》,回顾了18 ~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概要性地介绍了20 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理论。他强调了在口头诗歌研究中运用多样性方法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就是他所提出的以惯常用语为基础的方法(“idiom-based” approaches),按照他的理解,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和固存的艺术这三个学说拥有共享地带:它们关注“词”的力量(word-power),认为口头传统是一种专门化的语码(code)和一系列的符号(signals),而语码使表演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语码是按照特别的方式被结构起来的,按照语言、文类、地区和个人的特点结构起来的,语码是特定集团和个人所独具的表达,它们暗示出人们参与表演的特定种类。这些方法都强调了口头传统是当下的经验,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残片,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那些源于口头的文本。表演理论让我们领悟到表演是意义的一个部分。民族志诗学揭示了多样性的口头传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即一个特定的口头传统需要以其特有的术语来解读。民族志诗学试图通过阅读 (分析本土传统自身的术语) 、再现 (以文本制作来真实反映本土诗学)、重新演述 (次级受众对二度表演的接受)这三个路径,重建口头诗歌的结构特质。弗里所说的“固存的艺术”,强调从的传统的内部寻觅口述艺术的力量,他认为口头传统的运作就像语言本身一样,认为过程重于作品,认为口头传统是一个结构系统而不是叙事单元的仓库,关注惯用语言的蕴藉而非字面意义,认为专门化的语言是表演者和受众共享的。

  二、口传史诗的文本:从田野到档案馆

口头诗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头文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点是文本、文类、表演和语境问题,关于口头文类的专门化言语表达特点,学者也多有新见。卡累利亚口头文类,如卡莱瓦拉韵律诗歌、哭歌,克里特的对偶诗歌句,北欧中古诗歌,都被学者纳入到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加以重新考察。学者从表演的角度探讨口头文类的性质和功能,分析专门化的仪式语言,强调了表演者能动的艺术创造力量。即便像中古史诗冰岛的《萨迦》,人们也注意到了它作为口头传统的内部结构和个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民间叙事的田野研究成为今天民俗学者的热门话题。但是,当现代民俗学者与传统文化的表演者不期而遇时,许多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和跨国语境当中的田野实践,充满了身份认同的苦恼。另一方面,如何在民众生活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即我们能否把一些大家公认的口头文类或文本与那些文类界限含混的民间口头演述文本放在一起研究?

  早在1990年代,劳里·航柯等对印度西里人(Siri)的史诗研究,拓展了人们关于史诗的观念。他们跟踪研究的图鲁(Tulu)歌手叫戈帕拉·奈克(Gopala Naika),来自卡拉塔卡(Karnataka)南部地区玛卡村(Machar)。这项研究的意义可以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歌手戈帕拉·奈克连续6天表演了15683行史诗, 这个事件以足够的证据打破了长篇史诗必须借助于书写的技艺这样的神话。其次,西里人的史诗是关于女性的故事,以女神为中心,它的主题是关于和平、社会习俗和仪礼的。第三,史诗的表演模式是多样的。史诗的演述并非由歌手一人完成的独角戏,并非单一渠道的叙事。史诗表演或许有乐器的配合、散韵相间、舞蹈、戏剧、群体演绎以及其他表演的样式。史诗可以是单个歌手的独自吟诵,也可以是多个独唱的多声部的重叠,可以是对答形式,这样一些表演形式,让我们对口传史诗有了多样性的理解。第四,作为传统的艺术,该史诗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成就。洛德曾经研究过演唱文本(sung text)和口述记录文本(dictated text)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口述记录文本具有特别的优点,它能够在诗歌的长度和质量这两个方面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文本。但是,劳里·航柯对印度史诗的研究表明,歌手演唱文本更胜一筹,而且,口头演述可以产生长篇的、具有很高质量的史诗。这无疑也打破了普洛普(V. J. Propp)曾经做过的断言,即长篇史诗并非以口传形式出现的断言。但是,问题并不就此而完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过程,从歌手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就已经开始了,它涉及史诗的创编、口头演述,一直到搜集、整理、归档、誊录、迻译和出版,这些正是当下的民俗学的热点问题。

二、口头诗歌与文类阐释

  劳里·航柯的所谓大脑文本概念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歌手戈帕拉·奈克有时会重复地演唱其全套史诗演述篇目中的同样的一个段落,每一次的演述都会发生许多变化;但是,那些基本的故事线在长达几年的表演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按照劳里的假设,那些史诗歌是作为具体的实体存在于歌手的大脑里的,在演唱史诗之前或演唱过程之中,歌手会“编辑”这些歌。实证性的研究表明,歌手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和准备他的演唱,他们也会有意识地把故事线和史诗的一系列演述段落的组合型式(episode pattern)及其变化在脑海里大略地过一下目。因此,劳里·航柯的“文本化”(textualisation)指的含义,不一定就是书写的记录,而是描述了歌手的一种创编活动,即歌手对一个长篇的、前后连贯的叙事的一种创编。劳里在讨论了共享的传统资源(Pools of tradition)、个人方言(idiolect)以及语域(Register)之后,改变了从传统的集体性出发来讨论问题的视角,转而讨论歌手个人的创造性。

对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来说,史诗无疑是一个重要文类。为什么在口头传统研究中史诗变得如此重要呢?对于古希腊乃至欧洲文学史来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其源泉;芬兰《卡莱瓦拉》及其文化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俄罗斯《勇士歌》作为历史和神话举世闻名。民族史诗与民族认同的血肉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受到亚里斯多德《诗学》影响,在后世文学史家那里,荷马史诗是作为文学而受到高度重视的特别优异的形式,如此,人们势必忽略了其他没有进行如此转换的样式。由以上两个偏向所引起的结果:对史诗的过度关注是以牺牲其他文类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通行着非常狭隘的史诗观念,按照这样的观念,则非洲是没有“史诗”的,即没有古希腊那样的史诗。问题集中在什么是史诗、什么不是史诗?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口头传统非常复杂,发展非常不平衡。但是,业已搜集的口头文学体量巨大、类型多样。至少文类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比如有一种假设,认为史诗是集团认同的特许证(charter for group identity),但是,非洲史诗起到许多不同的功能。

  当然,文学批评术语“文本”(text),具有与之伴随的无法摆脱的含义,如确定性、与阅读和书写的关联。借用“文本”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个核心的、难以把握的概念,“文本”或许是一种危险的标签。为了使得“文本”这个术语真正传递使用者的动机和目的,作者必须克服许多困难。世界上已知的史诗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口传的、半口传的(或曰半书面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和书面的(文人的,其形式并不受传统的约束)。今天的民俗学对口头文学的文本采集过程有更加严格的科学标准。以史诗文本采录为例,大致分为口述文本、口述记录本、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以传统为依据的文本。这些文本都具有某一传统的基本属性,但是,他们各自所反应的科学程度是不同的。世界上有大量的上述第二种类型的史诗,如芬兰的《卡莱瓦拉》。这一史诗被整理者搜集和整理,它是半口传的,是基于传统的。在19世纪的欧洲,知识精英们利用了民众的诗歌材料,使它们成为民族认同的史诗。与上述情形相互对应,民俗学关于文本的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倾向于文本研究,他们通过故事写本的比较,发现异文,由此而寻觅历史原型。第二阶段以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萨皮尔和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为代表,将文化对象化为文本,被称作“民族语言学模式的文本”,这时期文本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第三阶段,表演被提到中心的位置,这包括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言语民族志。这时人们关心的是口头话语(口头语言的形态和诗学),口头表演分析等。这时人们开始发现口头表演与印刷文本大相径庭。学者所更加关注的是史诗的言语层面的文本,表演的详细情形,史诗表演在更加广阔的仪式过程中的功能。现代科技已经能够全息地录制现场的表演,民族志的深描也能够提供史诗的背景材料。以古希腊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西方史诗成文较早,经过漫长的文字编辑过程,因此,人们误以为长篇史诗是书写文化的产物。史诗的长与短更多地与表演相关联。许多长篇史诗只是片段地被表演的,如印度拉达克人在表演《格萨尔》时,往往因为广播节目的编辑需要,每一次表演限定在30分钟。另外一种说法,史诗是由短歌汇集而成的,但是,短歌不等于史诗,这一点又是显见的事实。中国的三大史诗篇幅宏大,但是,长篇史诗之谜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史诗成文较早,经过书面的编辑过程,因此,长篇史诗是书写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被许多人接受。普洛普从另外一个侧面提出在口传史诗之中并不存在长篇史诗。由这类问题所引起的学术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广阔的意义上,史诗的文本化问题可以从歌手的大脑文本开始研究,它还涉及史诗的创编和口头演述,最后是口传史诗的材料归档、书面誊写、迻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巴莫曲布嫫在彝族史诗田野研究中贯彻了民族志诗学的理念,从彝族史诗传统内部去解读民间的史诗话语与史诗观念,从而阐发诺苏史诗传统的基本法则。她提出要在实际的表演情境中去观照活形态的史诗传统,而所谓的活形态的标志,就是她所说的五个 “在场”:即史诗传统的在场、演述和演述者的在场、表演事件和受众的在场。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两度进行民族民间史诗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一运动带有国家和政府行为,虽然这期间也有一部分民间文艺学专家的介入,但是,大量的工作是由地方文化官员承担的。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搜集整理过程伴随着对“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倾向。这一行为的结果表现为,搜集整理者取代了“传承人身份”进行了二度创造,真实的表演情景被消弭了,整理出的文本成为面向传统之外的人们的印刷“读物”。这一情形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对待民间口头传统的做法。

正如物种的多样性,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也是种类繁多的,其形态受法则的制约;每一种语言表达都是口头传统种群的成员,它代表了文类或诗歌,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文类或诗歌。这些种群是天然共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是互动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的语境统合其生态系统,共生和互哺有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田野作业的目的,却试图捍卫单一文类的优越地位,我们是在社会功能上理解每一种文类的,而我们需要理解每一个实际发生的互动。比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生态系统之内发现的种类,即有史诗、挽歌、医疗魔法咒术、谱系、未分类的种类。以上这些都是彼此共生的。19世纪上半页,盖尔人向北美移民,大约有8万5千人来到加拿大开普顿。1940年-1963年,加拿大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到开普顿作田野调查。1970年-1982年作者来到开普顿搜集了歌手和故事家的材料。他前后调查过160位艺人,在开普顿搜集200首民歌,完成了档案化和网上视频传播。在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民歌、民歌文本、故事讲述以及音乐表演等,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因此,我们从田野中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歌不是孤立的实体,它们是人类行为的形式,它们的语境是社会生活和社区文化。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

  三、口传史诗的诗学:从形式到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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