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民俗学的方法问题,塚原伸
分类:民间故事

作者简介: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 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記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 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 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译者简介:赵彦民,哲学博士(Ph.D.),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5》部分。


[作者简介]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記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历史民俗学作为20世纪民俗学的主流在21世纪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呢?福田先生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的其中一项提出了历史认识的新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是摸索尝试作为累积的历史作为形成过程历史,通过了解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的方法。但是,其具体形式、与历史学的异同、现代的有效性是怎样的呢?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调查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译者简介]陈志勤,哲学博士(Ph.D.),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其次,福田先生探求民俗学理论的形成,要求以作为体系的方法论、作为理论的方法论,并且构建整合两者的关系为目标。但是,像这样民俗学独自的理论形成是否可以通过继承20世纪民俗学而得以实现呢?

  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调查项目主义的弊病。福田先生通过对《民俗调查手册》等书籍调查手法的体系化,参与了很多调查手法的确立,那些手法在现今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4》部分。

  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使用的仅是通用于日本民俗学的业界用语与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奇特的学问。在去学科化共享理论的今天,与其去追求那样的独自性,还不如共享在其他学科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概念、用语和对象,民俗学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吧。

  另外,20世纪民俗学的后半期,非常盛行由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很多民俗学者被动员,在社会上对提高民俗学的认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基于国家资助而产生的大量的《民俗志(民俗调查报告书)》现在还有意义吗?福田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对于这些事业如何来评价它的功罪呢?


  一、在日本民俗学中能建构宏大理论吗?

  一、20世纪民俗学初期的调查方法是从各地收集事象,即采访型=昆虫采集型,是把民俗标本化、分类比较的方法。为了超越这样的方法,开发了一个地域的分担型共同调查和地域民俗学的调查法,但是,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怎样的背景呢?这些调查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是怎样的呢?

  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派的进展中丧失了国际性,或者说存在着偏向于亚洲的问题。20世纪民俗学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内向型呢?还有,现在以世界规模的民俗学(以及与此相当的学术领域)的交流已经开始,但其中,日本的20世纪民俗学孤立感却加深了。而另一方面,福田先生在这20年以来,通过在中国进行的调查研究等,丰富了与中国的国际交流经验。

  二、民俗学需要的现在性理论是什么呢?

  二、在学科手法的泛用化这一点上,对20世纪民俗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民俗调查手册》,另一方面,在把调查程式化(不设定问题意识)、手册化、类别化这些点上受到了批评,关于这些评价福田先生您是如何看呢?

  并且,福田先生提出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过程中,构想超越一国民俗学、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民俗学的必要性。这虽然和民俗学的国际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后,日本的民俗学究竟应该怎样与世界的民俗学相关联?更进一步地,向地域深入,向世界扩展的新的民俗学的具体样貌究竟是什么?

  三、福田先生提倡的历史认识的新方法是指什么?其具体形态是什么?其现代的有效性指什么?过去的制约性有哪些?

  三、20世纪民俗学的很多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相比,在田野调查的深度、持续度、综合度方面上还相差很多,那么,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田野调查为目标呢?

  一、通常,学院化的过程,应该使之走向共享国际性的学问和知识,但为什么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的过程中不具备国际性?

  四、它与历史学的异同有哪些?

  四、在考虑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把民俗判定为限定性的文化,仅依靠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也会出现无法全部把握的问题吧?

  二、20世纪民俗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偏向亚洲(内向)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试图以比较民俗学这一原始方法幼稚地向海外拓展?

  五、由于历史社会学的出现,无须再看日本近代史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学问的无界化、理论与概念的去领域化越来越明显了。历史民俗学的手法应该不只针对民俗学的部分,不应该从跨学科的视点积极地吸收多样的研究视点、方法、手法吗?

  五、福田先生在参与文化财保护管理等国家部门的民俗学活动方面似乎并不是很积极。但是,福田先生却积极地参与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呢?

  三、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过程中,超越一国民俗学、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民俗学具有怎样的具体方法?与比较民俗学有什么异同?

  六、不受其他领域的用语和方法论以及时下热点的左右,立足于民俗学的学史,整理其问题意识,以重新确认民俗学的本质、独创性为目的……为什么始终蔓延着这样一种消极的问题设定?

  六、在地方史编撰事业中,与地域民俗学及项目分担型集中共同调查法的发展进行了呼应,但是这些事业给民俗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呢?教育效果是怎样的呢?社会认知是怎样的呢?

  四、向地域深入,向世界扩展的新的民俗学的具体样貌是什么?

  民俗学的理论危机

  七、另外,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给一般社会或者说给将来带来了哪些积极的成果或贡献呢?历史的贡献是什么呢?

  五、对于福田先生来说,抱有怎样的意图致力于中国研究?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菅:课题2具体的问题设定,如下所示。历史民俗学作为20世纪民俗学的主流。虽然这一研究定位自身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大体上,如果从现象来说,我认为历史研究是民俗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因此,我认为称为主流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历史民俗学在21世纪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呢?在刚才的定义讨论中我们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所以我想以不重复的形式说明,福田先生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项目之一中提出了历史认识的新方法。历史认识的新方法是试图探究作为累积的历史、作为形成过程的历史、通过了解过去理解现今,展望未来的方法。它的具体形式、与历史学的异同,或是对现代的有用性又是怎样的呢?

  八、另一方面,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被认为无论是对学科还是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方面。对学科来说,发展成为由分担意识而导致的专业分化和调查方法的手册化,夺走了自发性选择田野、选择研究对象的意向和时间,不是成为民俗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障碍了吗?

  民俗学的国际性

  其次,福田先生探求民俗学理论的形成,要求以构建作为体系的方法论、作为理论的方法论,并建构两者间的整合关系为目标。但是,像这样民俗学独自的理论形成是否可以通过继承20世纪民俗学而得以实现呢?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九、而且,组成了调查员/专门委员=学生/教员这样结构的榨取机构,偶尔不是也发生过剽窃、擅自使用他人成果的伦理问题吗?

  菅:渐渐地我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否可以超越福田亚细男?或者大家都被福田亚细男所感染。到最后,我虽然开始感受到了不能超越的危机感,但接下来,我想进行反击。

  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建立起来的仅是通用于带有引号的日本的民俗学那样的专业用语。创造了像常民这样的词汇,也许民俗这一词汇自身也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伴随着这样的业界用语和概念的通用,一定意义上,民俗学在学术界中被赋予了奇特的地位。这种现象也有用独特来表现的,这种独特,反而言之,也具有新奇的东西、与众不同的现象的含意。在理论被多学科共享的现今,民俗学与其追求那样的独自性,不是更应该努力于共享其他学科所产生的普遍性的理论、概念、术语、对象等等吗?

  十、更进一步,现今积累的《民俗报告书》具有与调查费用相抵的社会意义吗?没有浪费公款吗?

  然而,现在各位听了前面的内容,我想在以上三个课题的讨论过程中,得到大家理解的是福田先生的难以拭去的历史主义。就是这一点,无论怎样考虑福田先生都是不会让步的。所以,我感觉与其说超越20世纪民俗学不如说要成为超越福田亚细男这个主题了。而由此来说,如何思考克服历史主义这一点,依然成为21世纪的民俗学的一个大课题。是否打算克服?或是怎样考虑的?对其中的制约性以及可能性又如何看待?我想就是这些问题。

  当然,如果民俗学不具有独创性,我想也会有民俗学作为学问只能消失这一事实。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像过去的民俗学那样,与其他学科完全切断联系,当然也有不切断联系的学者,那样的状态合适吗?作为实质性的术语,依然有人在使用常民这样的词汇。这很明显是与学术现实的切断,我的问题是针对这些地方。

  十一、地方史编撰是为了谁呢?研究者吗?

  接下来就进入课题4的讨论。课题4设定了民俗学的国际性这个问题。

  关于理论的问题,我想与美国民俗学的情况做一下比较。关于阿兰•邓迪斯大家都了解吧?在阿兰•邓迪斯过世前的2004年,美国民俗学会邀请他讲演,当时讲演内容的题目是《21世纪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派的进展中丧失了国际性,或者说存在着偏向于亚洲的问题。如果概观学院派领域,呈现出非常奇怪的状况。一般来说,一门学科在学院化过程中也将引发国际化,呈现向海外扩展并与海外携手合作的模式。文化人类学在以前称为民族学的时候、称为ethnology的时候,虽然在国内的言论流通强大,但现在也正在向世界扩展。当然,不用说田野调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也是如此。在社会学中,存在着日本社会学这个与民俗学相似的部分,虽然此类性质至今仍然残留着,但现在也已经向世界扩展。总之,所谓学院化,具有国际性是作为一个条件包含其中的。

  今天,我们恰好出现了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民俗学这一叫法,阿兰•邓迪斯阐述了关于21世纪民俗学这一问题。在他的讲演内容里,悲叹地留下了美国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仍是延续下来的重要课题。但在第二年,阿兰•邓迪斯在大学授课时突发心脏病而过世。

  然而,民俗学却未能如此。20世纪民俗学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内向型呢?即便在学院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未能如此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与其他领域进行学际间比较的话,会呈现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状况。还有,现在,也必须考虑到在世界规模中与民俗学相当的一些学术领域。当然,民俗学是在各自的国度被地域性的背景、国家性的背景所决定,带着各自国家的文化背景而得以成立的学问。所以,即使对世界的民俗学进行比较也不是全部相同的。比如说日本民俗学,就像福田先生所说的那样,美国起源啦英国起源啦,并没有和这样的系谱相关联。美国民俗学是在美国独自发展起来的,就是所谓的土著知识运动。我在最初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东西即为民俗学了。

  受阿兰•邓迪斯提出上述问题的影响,在翌年美国的民俗学会年度研究大会的论坛上设定了宏大理论这一特辑。以宏大理论为主题,讨论的题目为为什么民俗学中没有宏大理论A。在其中的方法与理论问题上,刚刚像福田先生讲述的那样,讨论了关于方法与理论的关系性,并且还出现了Humble Theory(谦卑理论)A这一主张。这一主张是今年(2010年)现代民俗学会邀请的著名民俗学者多罗茜•诺伊斯B提倡的。她提出如下主张:在很多有宏大理论的学科不是都有些停滞不前吗?我们看一下国际政治,即使有宏大理论,事实上世界各地还在发生着地域纷争。已经进入了宏大理论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代了。民俗学不如通过谦卑理论,从根植于土地那样的地方性理论来进行思考。不需要像宏大理论这样的大框架吧。

  但是,这样的知识运动虽然在各自的国家兴起,与民俗学相当的学术领域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性的交流。而其中,日本20世纪民俗学的孤立感正在不断加深。日本民俗学会最近正在准备的德国民俗学者阿尔布雷克特莱曼(Albrecht Lehmann)氏的讲演①等努力,我想就是在这样情形之下举行的。

  过去,学院派民俗学成立以后,民俗学的对象与方法的局限性在开始确立的时期并没有如此明显。总而言之,在20世纪民俗学的中期,学院派民俗学的成立期、九学联合会C等设立的时候,日本民俗学会也在其中。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学科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可以和平共处的时代。但是,从学院派民俗学确立的1970年代后期开始至1980年代前期,我也是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接触民俗学,到了这一时期,各学科间在各自领域内研究盛行起来了。比如,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关于晴(ハレ)褻(ケ)秽(ケガレ)的讨论;历史学与民俗学关于社会史方法的探讨。出现的这些讨论,应该是肯定了在各自为界的领域内研究的发展动向。但是,学院派民俗学越来越死板,或者说到了九学联合会解散的阶段,各学科领域之间在制度上已经断裂。到了这样的时代,实际上,其他学科要比民俗学发展得更好,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且,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各学科间的界线领域甚至都不分明了。在此情况下,民俗学逐渐失去了存在感。我认为这种打破界线的情况,原本在民俗学也是应该同时出现的。

本文由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发布于民间故事,转载请注明出处: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民俗学的方法问题,塚原伸

上一篇:独步故事学坛,钟敬文留日研究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