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步故事学坛,钟敬文留日研究
分类:民间故事

摘要: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歌谣学运动,在跨文化研究的尝试中不断成长。从当下的跨文化实践反观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过程,表现在跨国研究、跨族际研究和跨语系研究三个维度。三个维度既是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又是当代学者理论生发的起点。

赵景深:独步故事学坛——赵景深诞辰110周年刘锡诚图片 1

[摘要]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松本信广、松村武雄、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等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尽管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了,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今天所关注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关键词]钟敬文;留日;民俗学;跨文化研究;历史遗产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跨文化研究;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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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先生于1934年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全面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一般情况下,战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负面的,战时的学者交流活动是被动的,但战前30年代的中日学术交流有所不同。那时和后来的日本都有很多反战的学者,同时中国、日本与周围的亚洲国家又有绵长的文化交流史,历史上流传了大量的相似型的参照物。它们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与语言各领域广泛的分布。对这些相似物的认识,一方面,双方学者都承认有文化圈的特征;另一方面,双方都已经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研究,至30年代初,中日两国都已完成新旧文化的内部转型,双方学者都有区别本土与他者的、带有关联与比较双重意识的、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还产生了一批学术对话新成果,这些都推动了东亚各国的学术文化新建设。


赵景深先生(1902—1985)一生在戏曲、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做出了独到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有材料说,他一生一共写了104种以上的著作。他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先驱者和创始者。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其早年的《童话评论》(开明书店1924年)、《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民间故事丛话》(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等著作为代表。已故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称他是“中国最大的故事研究权威之一”(《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然而,这期间中日学术交流要产生长期的影响,对钟敬文和他的日本学术圈而言,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双方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要起作用,二是对双方学者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社会运动都要起作用,三是对学者的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民族优越感都要起作用,战前的30年代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钟敬文在日本的研究虽然集中于民俗学,但也能反映出一个现实,使中、日、朝、印文化受到空前的关注,中日印相似故事的研究成为东方文化研究史的一个专题,中日学者在维护和平和坚持学术立场上对话。虽然战争使这种交流中断,但这批中日学者的学术作为至今值得我们总结。

  自人类产生以来,文化总是在流动中不断地形成、发展与变迁。民俗作为文化中最为普遍、与民众生活最为贴近的文化,往往成为文化交流与变迁中鲜明的承载因子。

他的第一批研究童话的文章,是1922年1月22日、2月12日、3月28-29日、4月9日在《晨报·副刊》上与周作人就童话问题所作的讨论。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结识了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受其影响,研究领域从民间文学逐渐扩及到俗文学的其他门类,如戏曲、曲艺、鼓词、小说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他说过:“我对于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童话开始着手的。……系统地探讨民间文学是在1927年以后。那时,在许多零星文章之外,我先后发表了几本专著,如《童话概要》、《童话学ABC》、《童话论集》和《民间故事研究》等。那时,国际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人类学派及其比较研究故事的方法正在流行,我国的研究也深得这一学派的影响。……在那一时期(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我国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除我之外,还有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和黄石等人。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等虽然也研究民间故事,却偏重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部分即歌谣的研究。著作有《吴歌甲集》、《蛋歌》、《看见她》等等;而我及黄石则主要从事散文部分,即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传说等等的探索,很少涉足民间歌谣的园圃。”(《民间文学丛谈·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也就是说,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赵景深无疑称得上是独步中国故事学坛的学人。

  总体说,日本学术对钟敬文的早期民俗学思想影响有三:一是日本学者的文化史学研究对钟敬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建设民众文化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二是日本民俗学者使用民俗学方法和民族志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对钟敬文摆脱欧洲文化人类的进化论和故事分类学的影响大有启发,他后来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志学对此有所借鉴;三是日本学者使用印度佛典和敦煌文献研究中日相似故事,与钟敬文成为同道。战前的30年代对中日两国学术的发展都很关键,钟敬文作为当时中国民俗学界的代表人物,所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中国民俗学发展走势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亚民俗学的交流产生影响。

  中国文化史上,从中古佛教文化传入引起的语言、文体革命,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生活带来的变迁,每一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总可以使中国文化传统获得长足的进步,终成今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同时,中国各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了各有特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各族人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活行为中,在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中构成了国家共同体。各民族民俗不断碰撞与交融,为中华文化发展带来诸多新鲜元素。

就其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思想而论,赵景深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主要研究领域是童话学(《童话学ABC·例言》:“童话即民间故事”),而这个时期,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影响。后期则受到郑振铎的俗文学思想的影响,并成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坦言说:“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本文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主要使用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和相关前后时期发表的文章,也参考了同时期其他中日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对钟敬文留日期间和在此前后的相关民俗学学说的特点进行考察,主要围绕钟敬文早期民俗学思想的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二是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的关系,三是与日本学界研究中日印相似故事类型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民众愈来愈感受到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渴盼建立在跨文化比较中的文化理解。民俗学也不例外。笔者从跨国研究、跨族际研究和跨语系研究三个维度出发,探索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为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20世纪20年代初,赵景深开始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报刊上发表英国人类学派学者的民间故事研究著作译文,如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天津:《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神话与民间故事》(上海:《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上海:《文学周报》(1927年第4期)、《童话学——童话讲座》(上海:顾凤城编《文艺创作讲座》第1—4期,光华书局1931年—1933年)、《兽婚故事与图腾》(杭州:《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3卷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上海:《青年界》1936年8卷4期)和《季子系的童话》与《友谊的兽的童话》(后均收入《民间文学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同时,他运用该学派的理论和比较研究方法于中国的和外国的民间故事研究,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些民间故事的研究和评论以及介绍外国民间故事学说的文章,重要的如:《关于西洋童话的著作》(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1923年第1期)、《西游记在民俗学之价值》(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7月5日,后收入《童话论集》)、《研究童话的途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2月11日,后收入《童话论集》)、《童话的分系》(《上海《文学周报》1925年,第200期》、《童话的意义的来源和研究者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夏芝的民间文学分类法》(《文学周报》1926年,第237期)等。前面所说的六部著作,加上陆续发表的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学上的地位。

  一、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形成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一、跨国研究中的主体性定位

他的民间故事专著和论文集中,始终取法于英国人类学派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把文明文化与原始文化贯通起来作为价值取向,排斥儒家思想对民间故事研究的参入。要么直接收入英国人类学派学者的文章,如《童话论集》中收入了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要么干脆以人类学派学者的著作为蓝本,如《童话学ABC》,就是以意尔斯莱的《民间故事的民俗》为蓝本,并参照麦克劳克的《小说的童年》和哈特兰德的《童话学》写成的。显示了他在学术思想上、研究方法上与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故事学或充分认同、或血脉相通。当然,他在运用人类学派的理论方法中,也多少显示出某些矛盾。譬如,《童话ABC》的开篇说:“童话是原始的文学,……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而“童话学是研究文学的基础常识”。同时,他又说:“本书系从民俗学上立论,不是从教育学上立论”,亦即撇开了童话的教育意义和审美功能不论。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人,钟敬文留日,本来是可以与柳田国男见面的,但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并没有与柳田国男联系,而是靠向了日本的文化史学者。他的这种选择的思想倾向,绝非指民俗学不重要,而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他的影响更大。我国五四时期提倡改造上层文化,提升下层文化,推动社会改革,这成为钟敬文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他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建设下层文化的需要。他崇敬柳田国男,但他所肩负的文化改革使命让他先选择文化史学。他要先做投身民众学问的文化研究者,然后再做民俗学者,这也是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民俗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但是,民俗学学科形成,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在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促使学者们对于欧洲古典神话、史诗的兴趣。这些思潮发展到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因格林兄弟对于德国民歌与故事的搜集而成为欧洲民俗学研究的正式发端。可见,欧洲民俗学的产生,不仅存在跨国家、跨地域对话的背景;同时兼容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对话的内涵。无独有偶,中国民俗学学科建立,也与五四以来构建新型民族国家意识的社会思潮相联系。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1918-1926)。相比欧洲的情况,中国虽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但当时民俗学的先行者们,仍需面对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思想混乱状况。这一社会实际同样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时代使命。

赵景深早期的民间故事(童话)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故事型式与分类的探索;二是对蛇郎故事、海龙王的女儿、徐文长故事的分析论述。

  (一)西村真次等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和钟敬文的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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