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议综述,怀念乌丙安先生
分类:民间故事

摘要:当代民间文化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地方文化复兴的趋势下,受到外部多方力量的影响,进行资源和价值重构,逐渐形成了资源化和遗产化的两大趋势,并呈现为多种可能性,深刻影响着其自身的变迁与发展。从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场域与权力话语、民间文化的价值重构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研究民间文化是如何进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公共层面而发挥作用,可以揭示其当代变迁的规律。关键词:民间文化;当代变迁;文化流动;资源化;遗产化

2010年11月5日至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研讨会在北京西藏大厦召开。

  惊闻乌丙安先生离世,半晌回不过神来,前些日子还收到乌老从德国发来的信息,不久前的一次公益活动上还与在德国的乌老视频互祝,聆听他对民间文艺保护的教诲,对《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关心。学术无限,人生有涯,回想乌老一生对民俗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奉献,哀痛与怀念久久不能平息。


此次研讨会主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是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艺术实践展开“活化”研究的新兴研究领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将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主张将其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以田野调查、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艺术人类学对于当前的文化和艺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涵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保护其具体表现形式,更要将其作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语境的整体保护和研究。

  乌丙安先生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上世纪师从钟敬文先生研修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的首届研究生,此后毕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出版了《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学丛话》、《民闽口头传承》、《中国民间信仰》、《萨满信仰研究》、《民俗文化综论》、《民俗遗产评论》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意义的专著,实现了我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他数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成为我国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坚;他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乌丙安先生是我国当代民俗界、民间文艺界的代表人物,是我景仰的前辈。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与乌丙安先生相识,从此有缘受先生教诲和指导。乌丙安先生一直关注民间美术研究,关心民艺学的学科建设,他乐观大方,平易近人,视晚辈如朋友,相识二十多年来,对民艺学发展、手工艺传承等许多问题给予指导,我有幸聆听了他的许多演讲,陪他走了不少的地方。近十余年来我们还两次前往山西后沟调研呼吁传统村落抢救保护,一起探讨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民艺学的大学学科建设问题,一起探讨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先生深刻的见解、深沉的使命感都深深感染着我,当时的情景、笑貌音容历历在目。乌丙安先生一直坚持在基层做调查、坚持田野调研,他把乡村田野作为民俗研究的根据地,深入山乡村寨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详细勘察北方部族村落的社群结构、生计劳作、日常生活、婚姻家庭、民间信仰、口头文学以及不同的民族与社区在杂糅相处中发生的习俗文化融合变迁等,在亲历性的田野采录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和范式,也是一种朴素而崇高的学术品格、学术精神、学术追求和境界,是关于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精神示范。乌丙安先生一直与时俱进关注最前沿学术命题和民众生活方式研究,他治学严谨,坚守传统,主张创新,以开放的思维应对一些复杂的文化问题,他的研究涉及民俗象征体系、地方产食民俗文化、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民俗文化形态研究、灾害民俗学、百年神话研究之反思、两性民俗学发生论、民俗发生论,以及民俗学史论等,不仅在年逾八旬时出版《民俗遗产评论》,结合一线实践研究阐述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之后进一步拓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从未在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上止步,而是不懈地探索和钻研,以学术奉献社会。他一直参与中国民协的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参与我国一些地方的民间文艺调研工作,参与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一直带动并影响着民协的学风。他的学术风范广受大学师生赞许,走到哪把讲座开到哪,2015年还为泰山学者团队作座谈讲授关于民间文化的当代认识问题。我们民协的同仁有幸参与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分类》《村落民俗普查提纲》研究,对我国博大深厚、错综复杂民间文化进行分类,以及为便于民间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的普查与抢救制定普查提纲,先生把握规律、尊重现实、化繁为简、辨析事项的视野和功夫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至今记忆犹新。  回想今年1月,在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盛典上,乌丙安先生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正如我在颁奖词所写的那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先觉者。他们关注文化现实,洞见文化规律,以最深沉的情怀、最坚定的行动、最执着的使命投身文化实践,唤醒世人对文化传统的关切,呼吁全社会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使传统村落、民族节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绽放永恒的光彩。他们在社会的变迁发展中力挽文化之狂澜,留住了我们民间文化传承的根脉。他们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把心血才情奉献给民族的文化事业。他们有卓越的智慧、丰硕的建树、崇高的人格精神,他们就是民族文化之脊梁。  大雅云亡,精神永存,乌丙安先生千古!  戊戌年五月二十八日午夜记

  民间文化通常被视为底层民众创造和享用的文化,这是以社会群体为依据区分的。历史上,上层文化有可能转化为民间文化,如本土佛教入唐后世俗化,讲经演化为变文和俗讲。宫廷和上层社会的一些崇尚也会被民间效仿,并演变为自我文化。下层文化,如习俗也可能上升为礼制,原为民间戏剧的昆曲明中叶以后雅化,成为士大夫戏曲。也有些文化本身就是下层文化(口头)与上层文化(文字)的结合体,如湖南江永女性群体以一种特殊文字和地方土话方音来书面记录和传播的女书。当今,在全球化和国家引导性文化建设背景下,强势外力冲击促使原本封闭孤立的乡土社会日益融入多元互动的社会格局,并成为开放性空间,民间文化也逐渐成为文化主体与外部他者、社会乃至世界共享的文化资源,对其开发利用推动了地方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征用民间仪式活动及民间艺术在存在时空及结构功能上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变化,民间文化有望通过官方层面的关注,获得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地位确证和提升,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可见,民间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流动的概念。  文化的流动性,在历来的变迁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提出,要找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必须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并重。但多数学者都只注重直接接触中文化因素功能的变化、替代和消失,大多忽略了对文化变迁本身的研究。而遗留物观照下的历史方法和注重文法的阐释学与结构学之实践因缺乏对文化发展中可变因素的动态考察,都将文化相对凝固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形态学用文化流动来描述变迁。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种运动,是航行,而不是停泊。周有光也指出文化是不断流动的,但他认为文化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从民族文化汇流成为多民族的区域文化,从单元文化汇流成为多元的全世界人类文化。当前文化变迁的趋势却与之有所不同。鉴于以上原因,从文化流动的角度论述文化的变迁似有必要。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周星曾指出,中国民间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处于几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话语系统的夹缝之中,其地位尴尬而又形象暧昧。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变迁,当代民间文化日趋处于多种力量在场的协商和较量中,导致民间文化从文化主体自我享用的文化成为了大众消费的文化和他者共享的文化。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场域与权力话语、民间文化的价值重构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是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些成分如何进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公共层面进而发挥作用。本文试图以文化的流动性重新审视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着重分析其当代资源化和遗产化的动因、途径、过程和后果,概括其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变迁的场域与趋势:民间文化在资源化与遗产化的夹缝中生存  场域是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文化的不断延续性受制于人的实践目的和行为选择,他提出的再生产概念,指明利益格局对文化现象出现或存续的作用,认为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的运作服务于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者,提醒我们关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容器通过资源的权威性配置来考虑知识存留和控制,而获得持久的存在。以场为基点,便于展开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过程分析并揭示其内在机制。近代思想史提醒我们,现代化并非简单的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权力和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因此,考虑当代传统文化价值呈现出的消费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在考察文化变迁时,需纳入社会整体动态的场域,研究现代性话语支配与互动建构的过程。  民间文化在当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较前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而反过来又促使其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非遗的申请过程中,民间工艺和民俗活动等都发生了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到相对中心的位移;而在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传统也被挖掘出来,成为当地可资利用的资源。二者都使民间文化的地位局部或整体得到提升。  民间文化在当代的地位之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机遇,更是多方力量的有意促成。全球化的席卷和民族传统的地方复兴,已成为我国当代两种并存互动的文化趋势。一方面,传统民间文化正在遭遇生存和承续困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由城市向农村、汉文化中心逐步向少数民族聚落地区全面铺开,并配合国际形势重叠交叉发展,社会文化变迁显著。支撑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的乡村不再封闭,传媒普及、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商贸发展及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冲击着原有文化生态;市场经济高速成长导致社会价值缺失,亟需从传统汲取滋养;标准语言和国民文化的扩张,国际趋同化与地域多元文化的不协调发展等,多方面深刻冲击着地方社会的文化平衡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关注和跨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理念的传播、人文重建的迫切需要激发了地方自觉保护和发展文化的积极性。同时,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为地方带来了即刻可见的经济收益,并使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民族地区兴盛起来,国家文化保护工作以工程形式正如火如荼开展,外来各方力量逐渐介入到地方社会的民族传统复兴中,对新的社会与文化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于使民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获得了被重新定义和界说的机会。  高丙中在论述民间文化的复兴时曾指出,当代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呈现为多种话语权力的交织和较量,而其中政府的力量最不容忽视,体现为国家对民俗传统的态度转变和实际举措。当代民间文化的话语权力,其实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得到重新分配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文革中遭受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民俗传统松绑复位。进入现代化进程后,国家更注重以民族传统应对建设中呈现的社会问题和全球化的冲击,借助民俗的内在调节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利用民俗文化为发展经济的资源,是各地政府建立政绩工程的普遍做法。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弘扬民族传统等基层政策,也使民间文化及其组织者赢得了社会承认。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政策调整,尤其是文化部着力推动的有关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行政运作,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和民间文化之间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使民间文化在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中登堂入室,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如解禁春节放鞭炮、制定公民传统节日放假办法、各地非遗保护名录等,实现了对民间文化的国家在场和治理。在国家持续不断地采借、阐释、渗透和整合过程中,许多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得以跻身官方与媒体主流的公共场域。  在旅游场域和公共政治场域交叉作用下,民间文化逐渐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资源化,表现为顺应地方振兴和发展需求,民间文化不断被开发为文化资源。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发掘现有民间传统和地方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为地域经济建设服务;商家趁势进入,地方民众主动参与,各方力量以民俗主义的做法对地方特色民俗加以筛选和利用,极尽其适应之能事,以旅游开发最为典型,最终使民间文化从原生语境被抽离出来,经过新的生成、建构、延展和创新被资源化,成为可生产和复制的旅游景观。如广西龙胜县龙脊地区把稻作生产的资源梯田和壮瑶风情开发为旅游产品。又如,北京东岳庙会的再生产,使传统手工艺成为地方特产和旅游商品。  二是遗产化,表现为在全球保护非遗的背景下,民间文化迅速从草根上升到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非遗公约的产生背景,是尊重和保护民间表达性文化的知识产权,使其在世界共同关注下,成为各民族特意和专门保护的对象。在目前已纳入国家非遗体系的项目中,属于民俗或民间传统的占了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级申报,使民间文化在地域族群和国家层面同时受到重视,而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努力则更进一步使其获得民族文化符号身份。像广西瑶族的盘王节、刘三姐歌谣、壮族蚂拐节等本来只属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民间自我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现在成为了被国家承认的有重要价值的文化;有些地方文化,如孟姜女故事、屈原故里的龙舟竞渡、南宁民歌节等,也由地方公共文化进而衍化为国家、世界共享的文化。  民间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在当代被裹挟着迅速进入旅游开发以及申报遗产等种种现代生活事象之中,不仅频繁地以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等名义在振兴地域、旅游开发、乡土教育等方面加以利用,还通过重新建构和资源整合提升为应该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被资源化,或被遗产化,或二者并存,在相互渗透的夹缝中生存。有人针对日本非遗的研究状况指出,民俗在文化资源化与遗产化中的利用情况十分相似,不仅如此,二者所存在的问题及民俗学承担的任务也基本一致,仍有待对其实际情况的整体把握和动态考察。从现实来看,我国也是如此。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艺术人类学》作者罗伯特·莱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伯特·温特、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荻野昌弘、美国肯塔基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周雅文、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世界声学研究与阿尔泰朝尔》课题负责人单泰陆、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色音、新疆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艾娣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项阳、欧建平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更是当前学术界不断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步入了全面深入开展阶段,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以“申报”为主转入以“保护”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也逐渐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等基础理论的学理性阐释,转向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践,尤其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此次研讨会以理论研究和个案调查的方式,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一)从遗产到资源的探讨

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就要合理利用,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源,使其融入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实际。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研究员作题为《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研究》的主题发言,深入探讨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合理利用问题。文章在深化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人文资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理论。“人文资源”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即“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了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旨在“利用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在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人文资源”思想的基础上,阐释了“从遗产到资源”理论,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要关注其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更应关注其活用价值,也就是其资源价值。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实现活态传承,必须使其融入当今社会,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相连,就实现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转化。该理论还指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还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成为新的文化、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融化于民族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使创新成为一种更为深刻的保护。“从遗产到资源”理论是对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强调了文化的资源意义和价值,对于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当代社会得到延续和传承,必须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和“需求”。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莱顿在主题发言《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和物质遗产》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延续下去,其中的理念和价值必须被受众所接受,或者更有说服力,受众必须能够“阅读”这些象征和符号。只有当其拥有足够的需求、允许持有者生存、存在日常使用者、赞助人或者营销市场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才能够得以延续。作者还基于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史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东省传统艺术复兴的个案研究,阐释了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恰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二者共同承载着文化传统的成功传承。日本关西大学学院教授荻野昌弘在主题发言《无形与有形:实现之道》中,通过介绍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也阐释了社会“需求”对于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他指出,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实现的逻辑”支撑的,即在当下激活一度存在于过去或相信存在于过去的事物。

中国美术学院王侃在主题发言《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层社区需求——市场变迁引发的思考》中指出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层社区需求应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作者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被人拥有掌握的文化形态,总是随着人的需求变化而不断变迁。而当前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许多非遗品项从形式、内容到文化功能都背离了其自然变迁规律,发生跳跃式突进,从而逐渐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文化社区”和原属市场,进而抛弃了其原有的美学品格。作者通过对陕西皮影和浙江民间工艺的市场变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严重的市场分化:一种由政府提携日渐高雅化、时尚化,一种仍立足于基层社区中艰难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基层社会的文化形态,其传承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这一原生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延续,就要建立基层社会与非遗之间的和睦关系。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基层社区日益式微的现实下,培育基层社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求”是建立这种和睦关系的有效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发掘其文化生产力功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项江涛在论文《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生产力视角与文化主体的历史使命》中,提出以生产力为视角,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创新,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取得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共赢。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胡泊在《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探析》中,从传统手工艺的角度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产力属性及其“生产性保护”问题。传统手工技艺是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活态文化。要使其得到真正的保护,不是将其置于博物馆成为干枯的标本,而是要将其还原到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在生产实践中进行其自身的新陈代谢,展现其自身的生命力。“生产性保护”是进行手工技艺活态保护的重要方式,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传统手工技艺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手工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方园在《论民间手工艺在当代的流失和升温》中,通过分析民间手工艺在当代社会中的流失现象和近年来的逐渐升温的现状,指出要保护民间手工技艺,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将手工技艺的继承发扬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注重保护民间手工技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进行适度开发和利用,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扩大民间手工艺品的市场份额,从而实现以保护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保护。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张景明在《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中,通过分析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可借鉴产官学模式,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具体题材、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企业通过与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借助高科技手段实现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核的文化创意产业品牌。

本文由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发布于民间故事,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议综述,怀念乌丙安先生

上一篇:艺术及审美经验,想象公共民俗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