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京剧,年近九旬仍传艺
分类:民间故事

在烟台这座北方重要的京剧码头上,有一颗闪亮的星,他就是建国初期在北京“坐科”八年,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全才,国家一级导演,原烟台京剧团业务团长何冠奇。

弹指一挥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史已经有60年了。我1935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期的学生,我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历任校实验剧团副团长、戏曲文学系副主任、表演系主任、教学督导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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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京剧摇篮北京

说起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史,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老校长田汉先生。田汉校长给我们学校搭建了一个在京剧教育史上堪称最高水平的平台。当时我们学校有“八大教授”:谭小培、尚和玉、王瑶卿、金仲仁、王凤卿、鲍吉祥、萧长华、马德成。这些老前辈,在当时的京剧界来说,辈分是最高的,艺术水平也是最高的。骨干老师有贯大元、沈三玉、雷喜福、王连平、萧连芳、茹富兰、萧盛萱、华慧麟等。这些老师在当时的京剧界来说,也是非常有教学经验和演出经验的。我们这一批学生都是在这些老师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有的直接跟老师学过戏,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学过戏,但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以及他们对京剧艺术的理解等等,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熏陶。第二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史若虚校长。我同史校长相识很早,1946年我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真正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是在我入校以后。在“文革”中,我跟史校长在一个劳改队,劳动闲暇的时候,我们说一些知心话,他说他对这个学校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科班改变成了学校。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正规的艺术中专学校,为以后办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史校长功不可没。

张正芳与恩师荀慧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他扎根京剧码头烟台

1956年,我们第一期的学生毕业。一部分去了剧团,如刘秀荣、钱浩梁、朱秉谦、谢锐青、袁国林;另外还有一些人留校任教,王荣增、贯涌、钮骠、贺春泰、王诗英、和玲、安莉、孙绍恩等人和我,再加上音乐科的关雅浓等大概有二十几位。我们这一批青年老师,在老教师的传帮带之下上课、写教材,从事辅导员、班主任这些工作。就这样,学校既从工作上培养我们,又从思想上要求我们,让我们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之前,首先自己要做好。我们这些青年老师写出了一批形体训练教材,有把子功、基本功、武功等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还有录像资料,为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

客户端北京3月29日电艺龄79年,演出8000多场,年近九旬依然为京剧传承奔走,这样一位老艺术家,她拥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近日,京剧名家、荀慧生嫡传弟子张正芳在北京接受(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专访,分享了从艺、执教多年的独到感悟。她说,自己一辈子都喜欢戏,虽然年华老去,但依然希望为弘扬京剧、国粹艺术的传承做出应有贡献。

何冠奇是北京人,1939年生,1950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王瑶卿、肖长华、尚和玉、谭小培等众多泰斗级京剧大师都是他的恩师。他师从京剧花脸大师侯喜瑞学戏,1958年毕业公演时,他在《挑滑车》中饰演金兀术,受到专家点名褒奖,说他“演得好,有希望”。

1978年,我调到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工作,这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二代实验剧团。剧团的成员是72班全体,他们在学校学的都是样板戏,样板戏也没有学过反面人物,都是一些片段。比如说《红灯记》,学生也不会演鸠山,学的都是李玉和、铁梅。这些学生没有学过传统戏,记得有一回他们看王鸣仲老师演《大闹天宫》,大开眼界,说咱们京剧还能穿厚底演猴戏。所以史校长说他们毕业以后,暂时不要分配,给他们组成一个实验剧团,我任副团长。为了让这批学生恢复传统戏,学校把刘长瑜、刘秀荣、李光等老校友请回来教戏,如《香罗帕》《拾玉镯》《三岔口》等。就这样我们恢复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一批传统戏,记得陈淑芳在学校学的是样板戏,不会花旦脚步,刘秀荣就从脚步开始教。在这个传统戏恢复的基础上,第一年排了三出大戏《白蛇传》《杨门女将》《红灯照》。

自作主张改姓“张”报考戏校

何冠奇“坐科”八年,毕业后领导安排他拜著名剧作家范钧宏、翁偶虹为师,专攻编导。他先后为中国戏校实验京剧团编演了《夫人城》,《香罗帕》(刘秀荣、刘长瑜主演),后来从事教学,为李维康排演了现代戏《四川白毛女》,他创作反映焦裕禄事迹的现代京剧《风雪探亲人》,成为耿其昌的毕业公演剧目。上述演员,如今都是京剧界的顶尖人物。

我们先让同学陪着刘秀荣和张春孝演全部的《白蛇传》,我跟刘秀荣讲,“我们跟着你唱,保证神将、水族特别整齐,就要求你把白蛇和许仙教会。”后来陈淑芳就学会了白蛇这一角色。《杨门女将》应该说是代表我们学校风格的一种戏,就是满台特别整齐,非常有精神,这种风格从最早杨秋玲他们班首演就一直保持着。由徐美玲演穆桂英,郑子茹演佘太君。排《红灯照》的原因是,这批学生原来学的是现代戏,从现代戏到传统戏,应该在舞台上有一个过渡。第二年又排了三出戏,有《对花枪》《慧梅》和《血泪清宫》。其中,《对花枪》和《血泪清宫》的剧本是我写的。

张正芳原本不姓张,也不叫“正芳”。她本名宋梅珍,出生在书香门第。1939年,张正芳看到上海戏校招生简章,决心报考,但由于过去唱戏被认为是“吃开口饭”,这招致了父亲坚决反对。

1961年,领导让何冠奇改编移植秦腔《游西湖》。改编成功后,由何冠奇的师姐刘秀荣主演,引起轰动。

《对花枪》是我根据河南豫剧改编的。我觉得这个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出戏的老旦可以有武打,另外这个戏里有100句大段的唱。这两个特点我们应该拿过来,可以培养学生突破老旦行当的表演层次。而且之前我看过郑子茹在《杨门女将》中演的佘太君,声音、表演、扮相都非常的好。但我对她说,“《杨门女将》你演得再好,也是跟王晶华老师学来的,你应该有自己的一出戏。”看到曹县剧团的《对花枪》,我觉得适合她,所以就跟杨韵青、关雅浓商量改编这出戏。关雅浓主要是设计唱腔,杨韵青是导演。这出戏排出来后非常受观众欢迎,可以说是轰动。

“可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我又喜欢戏,怎么办呢?”为了不给家里“丢脸”,她自作主张改姓“张”,“父亲得早出晚归谋生,他也不知道”。

未曾想文化大革命中,《游西湖》被打成“反党大毒草”,何冠奇则被隔离审查。由于近两年的关押审查查无实据,工宣队、军宣队在大会上宣布予以平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何冠奇萌生了调离中国戏校的想法。

通过实验剧团的演出,舞台上出现了郑子茹、陈淑芳等一批人才,学院在恢复传统戏教学和排演新戏方面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经验,实验剧团起到了学院教研室的作用。《对花枪》这出戏后来一直作为学院的教学剧目,长演不衰,长教不止,老旦行当学生都以能演此剧为荣。

最终,张正芳以第二名(第一名为名角顾正秋)的成绩被录取,工刀马花旦,师承关鸿宾、宋德珠等众多名师。期间,她狠下苦功磨炼戏艺,被学校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之前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有一股冲劲,不怕吃苦受累”。

调到哪里?何冠奇首先想到了烟台。他选择烟台,是因为“文革”前曾两次随中宣部农村文化工作队到烟台深入生活。在深入生活期间,他对烟台产生了浓厚感情,他发现烟台这座在京剧史中被誉为“北方重要的京剧码头”城市,懂京剧、爱京剧的人多。

之后,我到表演系担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这时,有一位老校友请我给他写一出《岳云》,他说张春华老师可以帮助他设计耍锤;我听后觉得京剧耍锤的特技已经多年不见了,就把剧本写了出来。后来时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给学校来电话,希望把《岳云》拍成电影。电影首映时请来了戏曲界张君秋、李万春、徐元珊、袁世海、马少波等专家,还有孙敬修老师等一些理论界、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为此,马少波老师还专门撰文表扬《岳云》的成功。首映式之后,全国放映。据于蓝同志讲,这部片子是赚钱的,发行了200多个拷贝。此外,片子还获得了首届“童牛奖”。这也是中国戏曲学院唯一获奖的舞台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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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冠奇想调离中国戏校,得到工宣队长陈瑞生和老干部、党委副书记王振濂的支持。于是何冠奇写信与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联系,负责文教工作的徐向荣同志亲笔回信,同意接收。随后派两人到北京为他办理调动手续,又派两人到保定为他爱人宋燕玲办理了调动手续。宋燕玲也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京剧演员,系“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大弟子。就这样,他们夫妻二人于1970年初,踏上了烟台这座北方重要的京剧码头。

《岳云》为宣传我们中国戏曲学院表演78班、音乐78班这满台的人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批小演员非常受观众欢迎。我本人收到了很多观众来信,儿童电影制片厂收到的更多。后来“青研班”的赵永伟告诉我,他是当初看了《岳云》才决定来报考咱们学校的。后来,天津青年京剧团恢复《岳云》的舞台演出,他们在天津首届京剧节上凭借这出戏获得了铜奖。后来,这出戏又获得了“文华奖”,并参评“梅花奖”获奖。

张正芳《杨排风》剧照。受访者供图

他为学演《红灯记》施绝招

忆往思今,我心中反而更加牵挂母校。这几年学校发展得很好,今后也会更加蒸蒸日上。回首60个春秋,勾起了我的很多随想、感想、理想、梦想。我的一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还是在学生时代,老师就教育我们要为戏曲事业、为学校奉献一生,这些年来虽也尽力,却总觉得仍然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经过大约8个月严格训练,1940年,上海戏校举办首次公演,张正芳一炮走红,此后边学边演,未出校门即公演1300余场,被认为是“文武兼备”的京剧旦角。当时,她与顾正秋被誉为“一时瑜亮”的上海戏校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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