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语
分类:民间故事

摘 要:随着对穷举式语境研究的反思,民俗学者们开始将语境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框架,转而关注框架内文本的生成过程。框架式语境观虽然仍有时空条件决定论的客观向度,但也具有主观赋义的向度。单纯取径前者,俗民可能成为被时空条件决定的他律者,缺失自由的维度;取径后者,则使民有望以赋义者的姿态开显其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也是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

摘 要: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摘要]在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里,关于表演( performance) 有两种最重要的观点,第一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第二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着的事件。首先简要地介绍了这两个观点的学术发展脉络,然后分别介绍了各自的主要理论原则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民俗学语境;框架;时空性;主体性

关键词:表演理论;日常交流实践;村落;民俗志;中国民俗学派


作者简介:惠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陕西西安710119)。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对表演一词有各种各样的用法,我(注:理查德鲍曼教授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主任,是蜚声国际的民俗学家、语言人类学家、传媒学家,表演理论( Performance Theory)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当代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里深富影响的学术流派,并广泛影响到了文学批评、宗教研究、音乐、戏剧、话语研究、区域研究、讲演与大众传媒等许多研究领域。2005年2月1415日,鲍曼教授应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的邀请,来北京参加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内容涉及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传统观念、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表演观、互文性和语境等问题。本文是鲍曼教授19日在北师大的讲演,由杨利慧现场翻译、周全明根据录音整理。本文发表前征得作者同意,由杨利慧做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译者注。)将主要介绍在民俗学与人类学领域里关于表演的两种最重要的看法。第一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 Performance as special, artful mode of communication) ;第二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着的事件( Performance as special, marked kind of event) 。我会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观点的学术发展脉络,然后分别介绍其各自的主要理论原则和分析框架。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社科界2018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信天游词文本的体裁形式研究(项目编号2018Z056)和2017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6)的阶段性成果。

  自1972年理查德鲍曼(Bauman,R.)《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发表以来,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不仅对欧美,而且对整个国际民俗学和其他多个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民俗学界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开始译介这一理论,此后随着中美两国民俗学界交流的加强,又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为完整的翻译和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事实的成果。但是,如何以自己的理论、经验来与表演理论进行对话,这方面的讨论却几乎不见。本文拟补足这一缺憾。

  首先介绍第一种表演观:表演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这一观念的形成在学术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来源。第一种影响主要来自俄国和捷克的诗学理论,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持这一派学说的主要是一群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诗性语言和日常语言(应用语言)是不一样的。这一形式主义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影响了布拉格学派。后来着名的语言学家罗曼雅格布森( Roman Jakobson) (注:罗曼雅格布森(1896-1982),俄裔美国语言学家,1941年移居美国后曾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国际斯拉夫语研究的领袖人物、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创始人。着有《语言的基本原理》(1956),《儿童失语症与语文学原则》(1968),《语文学研究》(1971)等译者注。)把这些思想传播到了美国。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对美国人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博厄斯( Franz Boas) (注:博厄斯(1858-1942),或译为博阿斯、鲍亚士等,是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着有《原始人的心理》(1911)、《原始人的艺术》(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等译者注。)的学术思想就深受欧洲语文学的影响。博厄斯以及他的学生认为,一方面,语言和文本其自身是民族学的资料( ethnological data in their own right) ;另一方面,它们同时也是承载文化和社会信息的资料来源( as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culture and society) 。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博厄斯的人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语言学的分支言语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言语民族志非常关注社会生活当中语言的模式( patterns) 和功能,特别关注人们如何通过言语方式( the way of speaking) 来建构其社会生活。由于言语的方式、语言的模式和功能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存在着差异,因此,言语民族志主张:只有通过民族志的调查和研究才能发现这些不同的范式和功能。我们说的第一种表演观正是大范围内的言语民族志的一部分,很多持表演理论的学者同时也是言语民族志的积极实践者。


  关于中国民俗学受表演理论影响的情况,杨利慧已在2011年做出过评述,她指出:表演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与本土民俗学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应,并与其他诸多理论思潮一道,共同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式在当代的转型。即认为表演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笔者在这一判断的启发下,认为有必要深入讨论以下三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表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只从文本与语境关系来说明这一思想是否准确?二,近几十年来,中国民俗学在理论反思与研究范式转型上是否有与表演理论思想相近的表现?三,中国民俗学应该如何与表演理论对话,合理借鉴与创造性地发挥这个理论?

  现在我们来谈怎样去分析这样一种作为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的表演,我将提供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首先,表演是交流展示的一种模式( Performance as a mode of communicative display)。在表演中,表演者要对听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技巧的责任。表演特别强调言语交流的过程中言语生产行为得以完成的方式( highlights the way in which the act of discursive production is accomplished) ,比如表演者会通过表演与观众进行交流:请观察我,看我说得有多棒!表演者会邀请观众关注其表达行为( act of expression) ,并品评( evaluate) 其言语交流行为如何有技巧地、有效地完成。所以这里的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是表演者如何和听众进行交流。

  就民俗学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学科研究的主流转向语境中的民俗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不过,作为学科范式的关键词,语境的意涵在学界既非一成不变,亦非已有定论。如果说早期的民俗学者倾向于将语境理解为先于和外在于民俗文本、且能决定文本生成的诸多客观性时空因素,多采取穷举法来诠释这一概念*;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穷举式语境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民俗学家们已经不再试图穷举语境的构成要素,以便客观呈现语境中的文本,而是将语境视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性框架,转而研究该框架中的文本生成过程,亦即语境化(Contextualize)的实践。这一极富张力的语境观虽仍有沿袭自穷举式语境观的时空坐落*的客观维度,但是,受诠释学的影响,亦在内涵上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主观向度,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美民俗学界的一些成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对语境本质的思考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革新,更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民俗之民的主体性,进而昭示了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有的价值关怀。

  一、走向日常交流实践:表演理论的核心思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表演者如何标定他的表演( keying of performance) :表演者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标定这是一个表演,或者我现在开始表演了。这种标定表演的手段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标定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文化中都被广泛地使用,比如说特殊的程式( special formulae) ,在英语的故事里普遍说 once upon a time ,巴哈马人讲故事时常说的 Bunday! (注:Bunday是巴哈马人讲故事时的常用特殊程式,此词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也没有其他特殊含义,它只是被用来标定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参见Richard Bauma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1977, Rpt.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84, p.21译者注。)还有一些形式上的手段比如说平行式( parallelism) ,还有一些特殊的演说风格、特殊的声域( register) 等。还有一种标定方式是求助于传统( appeal to tradition) ,比如说:我们有句古话或我们的祖先常常这样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无法开列一个清单,列出所有标定表演的手段和方式,而是需要通过民族志的研究,考察在不同文化、不同社区当中使用的不同的标定表演的方法。

  一、作为时空框架的语境

  要准确理解表演理论,就要了解美国民俗学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同芬兰、前苏联等国家的民俗学一样,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也是以神话、传说、故事等经典民间文学文类的文本为中心,将口头传统看作是靠文本来进行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现象,因而对这些文本进行大量的收集、分类和解读的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俗学开始对这种研究观念和研究方式进行反思。鲍曼在《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一文中指出,口头传统实际上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当中,根植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文本只是对深度情境中人类行为的单薄的、部分的记录而已;口头传统的形式、功能和意义,都无法通过这些静止的与现实相剥离的文本而获得完全的理解。正如中国的俗语所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所顾及的是与什么人交流,达到什么交流目的和怎样实现交流目的等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要使用哪些文本。记录和分析文本,只是研究者的爱好。根据这种反思,为了突破这种以文本为中心(text-centered)的口头传统研究方式,鲍曼在借鉴语言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尤其是交流民族志的基础上,与丹本阿莫斯、罗杰亚伯拉罕等同仁一道,提出并建构了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后来为美国民俗学赢得极大声誉的表演理论。

  (一)语境的时空性

  表演理论具有推进民俗学学术转型的意义,而不只是提出了关于民间文学表演性的分析框架。正像鲍曼本人所说的,依据被抽象出来的产生于交流过程的文本,来探究那些以口头交流的本质为主要社会属性的现象,无疑是一种退步,因此才提出了表演在本质上可被视为和界定为一种交流的方式的新思想。从学术的社会学渊源来看,表演理论还是一种试图理解社会的方法,是为了解答社会何以达成的问题。鲍曼明确地说明过,这是力图探讨更大范围内的理论问题,也就是社会是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的以及话语系统是如何社会性地被建构的。安德明也指出,鲍曼有着更高的学术追求,他之所以关注表演,是为了解答人类社会何以达成的问题,也就是人们如何使用交流资源来建构社会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关心贯穿于他的研究中,也是他思考的出发点。他所建构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概念、方法等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当全面描述上面提到的每周一次的露天集市时,我们也许很想了解推销员在其中兜售药品的这个集市的地点、布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事宜……从交流性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一更有利的视角来看,上述方法有一个重大缺点:它并未将围绕表演者的无数语境要素中那些对其影响最为显著的部分,作为正在形塑其表演的定位要点(points of orientation)而纳入直接的思考之中。[注]就此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包括鲍曼在内的语境主义者早期尚希求罗列一切语境性的要素,那么此时他们已经放弃了穷举一切的野心,转而试图捕捉诸要素中影响最为显著亦即最具效力的部分。

  因此,就其实际的影响来说,表演理论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提出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研究主张,也不是从文本研究走向语境语境,而是试图通过视角的改变来纠正民俗学者以往对民俗现象的过于扁平的看法。正如安德明、杨利慧所言:表演理论为民俗学和语言人类学界有关口头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也极大地深化了这两个学科中逐渐形成的从表演的视角理解口头艺术的认识。因此一些学者把表演理论的出现称之为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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