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散文家何其芳,中国现代作
分类:民间故事

进入专题: 李欧梵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1912年2月5日,何其芳生于四川万县割草坝,原名何永芳,下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祖父何铁生是一个士绅,常免费给乡亲开方治病。但何其芳从小眼睛近视,祖父却没有办法,用中药给他医治并未能奏效。他妹妹回忆说何其芳“看星星从来没有圆过”。3岁始,何其芳跟着祖父、祖母学念古诗,尔后又进私塾念书。

  柳鸣九先生在《翰林院内外》一书写冯至的那篇文章里,提到何其芳多次检讨自己一直想摆脱行政工作去完成他多年的宿愿:写小说一事,引发我想起与此有关的一点点情况。

栾梅健  

少年读“邪书”

  那是1956年初秋,我刚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今社科院文学所前身),我的宿舍在未名湖畔均斋。由均斋沿湖东行不远就是燕东园,何其芳家就在那里。作为晚辈,我曾在晚饭后去拜访过何其芳、牟决鸣夫妇两三次。有一次牟决鸣拿花生米招待,我说这可是我最爱吃的一种零食,大学时曾因排队买一包花生米而误了马列主义课的考试,结果还补考。牟决鸣笑着说,那就送你一包带回去吃。说着她随手拿两张废稿纸,把有字的两面相合,用无字的那面包了一包塞进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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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何其芳而言,私塾生活是枯燥无趣的,父亲对他施行一套严厉的封建管教,禁止何其芳读小说、诗词一类的“邪书”,只能读《论语》之类,学做试帖诗。何家屋里,吊着楠竹木片,何父稍不如意,便顺手抓过楠竹木片,劈头盖脑向他打来。何其芳写过不少怀念家人的文章,却没有只言片语记载过他的父亲。

  回到宿舍,我好奇纸上写的什么,就把花生米倒出来,翻开一看,竟然是何其芳十分娟秀隽美的钢笔小字,两张稿纸稀疏地分行分段地写着三个不同名字的人物正在滔滔不绝地争论。争论内容已不复记忆。但当时我判断出三个人物有男有女,都是青年人,说话口气和语言节奏如同出自何其芳一人之口,给我印象不怎么精彩,倒还记得。当时我想肯定是他自己不满意而废弃了。我珍惜地把稿纸铺平叠好,想借送还此物之机问问何其芳在写怎样的小说。

   李欧梵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自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以后(王宏志等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清华同方博、硕论文库中检索出的该图书引用情况,自2005年至今共有174篇硕士学位论文和89篇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引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何其芳背着父亲,私下里阅读了大量书籍。他起先阅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小说,14岁那年又读完了《唐宋诗醇》。这部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位名家的诗歌选本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白、杜甫,“真正从心里爱好他们,从他们感到了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愉快”,“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而何其芳对诗歌的热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过了几天后一个傍晚,我去送还稿纸,问其芳同志写的是小说吧,干嘛要扔掉呢!何其芳毫不回避地说,是啊,这是我十多年前就想写的一个题材,想仿效阿托尔斯泰写写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却一直没有时间,也不晓得将来能不能写成。他还是随手把那稿纸扔了。看得出他是执着又无奈。也不知是我哪股神经出了毛病,口无遮拦,冲口就问:其芳同志,怎么三个人物的对话像是您一人在说呢?何其芳没有因为我的率真而气恼,无奈地笑了笑说:是啊,我自己也不满意。停了停又说:实在说,写人物间的对话,这种代言体的文字,很不容易表达他们不同的个性,很不容易。由此他还说到写剧本的不易。看得出他正为此而苦恼。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何其芳有一次聊起《红楼梦》,为何举出那么多例句称赞曹雪芹在这方面的成就了。

   然而,在仔细研究与考证之后,我们却发现这本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史料方面错误惊人,在此特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错误摘录出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并试着加以更正,以便研究者在参阅与引用时不致以讹传讹、混淆是非。

14岁时,何其芳来到万县县城,用他的话来说,“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一年后,他考入万县中学。县教育局出了道作文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何其芳尽兴阐发了他当时心里所萌动的振兴中华的思想,文章结构巧妙,文笔流畅,被评为全县考生第一名,后来又刊登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他的国文老师对他称赞不已,对他悉心辅导,“何其芳”这个名字,也是他更改一字而来,他还想将女儿许配给何其芳,因何其芳婉言拒绝方才作罢。

  这一年冬天,文学所由北大迁出,先在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后到建国门内海军大院,社会时事也异常繁杂起来,反击右派、除四害、大炼钢铁、下放劳动、反修防修、拔白旗、批右倾、三年经济困难,一浪接一浪,我想何其芳想写小说,恐怕是成了一个梦。

  

在万县,何其芳对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试着学写新诗,睡在床上,诗兴来了,翻起身来就写。前前后后,写了厚厚三本,许多就发表在万县的报刊上。一首题为《我底乡土》的诗这样写道:我要旷大的旷大的天空,一池清水来养巨尾的青鱼,一点平静与寂寞来养我底心。我底乡土是能够给我的,我听见了他允许的声音。

   错误一: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见该书第3-4页,下同。)

入北大著新诗

  1963年夏,我离开文学所去了中华书局,为《全宋词前言》征求专家意见事,奉徐调孚之命我去西裱褙胡同看望何其芳。那天由《全宋词》说到《全唐诗》,何其芳说已经反复看过多遍,打算编两个选本,一本选六百首,可以叫做《唐诗精华》,一本扩充到一千首,可不可以叫《唐诗观止》?叫观止,是不是太不谦虚了?我说无此感觉,相反倒觉得挺好。您是诗人,鉴赏水平公认一流,选目自然会很好,能给没时间读《全唐诗》的人提供一个千首读本,读完就观止了,不必再去废时读《全唐诗》啦,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待您编好给我们中华吧!我很想促成这件事,可是何其芳还在为观止两个字犹豫。他说现在选诗数量还不够,待选目确定以后再说,届时做注释恐怕要请你们帮忙组织人做。说着,他顺手抽出一本《全唐诗》,给我看标在书上的两本选目不同的记号。

   更正:该书认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上述三位传教士在“北京”出版了一些报纸与刊物,与史实有误。

1929年,何其芳中学毕业,秋天即与方敬等人一同去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一年后,他又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

  这之后就是下乡四清,紧跟着来的是全民长达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从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结业回京已是1975年春节,回中华工作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批《水浒》、三颗巨星相继殒落、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大悲大喜,实在教人应接不暇。在我还没有想起询问何其芳有关这两本书的编选情况时,他已匆匆身归道山。今年初我才打听到三亚(何其芳之女)的电话,告知她这事,她身体欠佳,已无力顾及于此。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任同文学会的督办,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与“北京”没有关系。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1896年离开上海到美国。与“北京”也没有关系。李佳白(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94年到北京,筹办尚贤堂,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1902年,尚贤堂从北京迁到上海。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他有部分时间在北京,但并没有如该书所说的出版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出版报刊是在1910年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和在1917年任《北京邮报》主编。

1930年秋,何其芳北上入京,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第一次走出故乡,令他很是欣喜。不幸的是,因高中毕业文凭的问题,他被清华大学开除,只得栖身北京夔府会馆,在里面度过了一年的失学生涯。此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对外国文学尤感兴趣,他还与同乡杨吉甫合编小型刊物《红砂碛》。此时,他对新诗的迷恋,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几乎将可以找到的诗集都读了个通遍,学写新诗,也写小说,这些文学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和《红砂碛》上。

  

诗歌《莺莺》写于1930年11月29日,以萩萩的笔名发表于《新月》月刊第7期。这首长达168行的诗歌,诉说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诗意恬淡,表达了诗人对幸福与爱情的向往。此外,何其芳的《青春怨》等12首诗歌,皆以秋若为笔名发表于《红砂碛》第1-8期上。这些诗歌的情绪,多蕴藏着忧郁、苦闷、伤感的情绪,体现了何其芳的迷茫与对光明的朦胧向往。小说《摸秋》和《老蔡》,也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他的小说,写实性极强,乡土味扑面而来,笔调含蓄。

  关于《联合特刊》。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统区重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先是邵荃麟主编,后由何其芳主编。刊名联合,是指郭沫若主编之《中原》、以群主编之《文哨》、王鲁彦主编之《文艺杂志》、胡风主编之《希望》四刊联合。此刊出了几期?四川万县师专图书馆与何其芳研究会合编《何其芳建国前编辑文学期刊总目》(1984年5月30日),其《材料说明》云:《联合特刊》最初是半月刊,后因稿件和印刷上的困难而脱期,逐渐成为月刊,出至第五期而停刊。载其创刊号第一期是1946年1月5日出版。上海作家协会与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合编《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1902-1949)目录》(1956年11月)在1937-1945主要文学刊物栏载:《联合特刊》月刊,1945年创刊。两种《目录》,前说出刊五期,误;后说创刊时间,误。舍下恰有此刊第六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廿五日出版的终刊号。封面标明第一卷第六期,其《致读者》云:到这期为止,《联合特刊》出满了一卷,出了这期就告结束了。这一期共36页,其目次是:郭沫若《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与参加民主斗争》、茅盾《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小说四篇:路翎《求爱》、拓拔宜邦《兵工厂里》、劳洪《疑问》、田苗《方老么啷个过端阳》;野谷《我们的乡村》;诗二篇:东方昧《夜半一只杜鹃在叫着》、梁工《岗与谷》;林一鸣《释放西北大学被捕同学》、靳以《给美国的赛珍珠女士》、渥丹《介绍茅盾先生的一篇讲演》,还有书信、编后、为《萌芽杂志》的征稿信等。

   错误二: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第4-5页)

何其芳失学一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时的何其芳对文学的爱好愈加强烈,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据他的同学回忆,在北大,他几乎读完了图书馆所有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还阅读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特别醉心于唐人绝句与晚唐诗词,为将来的新诗创造,汲取了充足的养分。

  因欲将此刊连同以上两种目录捐赠现代文学馆,故先记下一笔备忘。又因今年是何其芳逝世三十周年,即以此小文权作对他的纪念吧。

   更正:《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创刊于上海,出版未及一年因火灾停刊,旋复刊。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927年改组为《国民日报》,并非如该书所说“寿命很短”。而《太平洋报》创刊1912年4月,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倒是寿命很短,而且也不是“最著名”。

进入北大以后,何其芳迎来了他创作的高产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尤其是1932年夏天,何其芳每天都想写诗,像中国古代苦吟诗人一样,成天苦吟,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自1933年始,何其芳又开脱了一篇新的创作天地,开始写抒情散文,他说,“那种不分行的许些更适宜于表达我的郁结和颓丧”,“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诗歌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他早年的写作风格。

  

何其芳此时的散文,主要发表于《现代》、《水星》、《文学月刊》等杂志上,后来收入《汉园集》(与李广田等合著)《刻意集》《预言》中。这些诗文,诗意浓郁,意象丰富,描绘细腻,无不具有梦幻和绮丽的色彩。何其芳的诗文,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养分,令人耳目一新。

   错误三: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5页)

将成都摇醒

   更正:《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在近代文学中影响巨大,说成是“1903年”实是不该。

1935年夏,何其芳学成毕业,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从安静的校园走向社会,无异于从那个“安静的颓废”的古城,到了一个充满“污秽和腐臭”的都市,这个城市让他看到了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学生运动热烈的集会、盛大的游行也让他感到“象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他“生活的阴暗”。在天津这一年,何其芳几乎忘记了写诗,也不想写散文,而是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写长篇小说也能容纳我对各种问题的简介,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郁结”。教学工作的繁忙令他此时少有闲暇进行文学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只写了4个片断,便搁下了。

  

1937年,何其芳回到四川老家万县,在万县师范学校教书,本想认认真真在这里从事一番“启蒙”工作,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岂料学校里的教员整天打麻将,他们对上海、南京沦陷虽然叹息不已,却更关心自己的享乐与薪水。何其芳深感失望,与好友杨吉甫一道,合编了一个《川东文艺》,宣传进步思想,倡导新文学。《川东文艺》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成为了川东地区一支嘹亮的号角,然而,杂志出了几期之后即被查封,何其芳转而来到成都。

   错误四: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第6页)

何其芳来到成都,在成都十四中学任教。在这所复古空气很浓的学校里,何其芳自编教材,选印了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五四”新作家和高尔基等外国名家的作品,新鲜的教材,生动的讲解深受学生的欢迎,一扫课堂上的阴霾之气。在何其芳的支持下,班级学生还创办了《学生文艺》半月刊,何其芳担任顾问,对学生们的创造、编辑给予了亲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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