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时代与格局,记忆中的何其芳
分类:民间故事

  苏联青年汉学家李福清于1959年夏自费访华,何其芳接待他。因为李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副博士论文是《孟姜女与万里长城的故事》,何其芳捎信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参与谈话,并陪同李福清去逛天桥、听连阔如说《三国》,参观游览天坛、故宫,逛东安市场和天桥的旧书摊。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李福清带了照相机来,我们一起照了相,他赠给我一些俄罗斯民间木偶和他的上述著作。后来我们有书信来往。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之间的来往就中断了。他1961年第二次来华,我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下放劳动。他住在民族饭店,冯家升偕同顾颉刚去看他,他向顾先生赠送了自己的《孟姜女》一书,并从此与顾先生建立了联系。文革中,我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受到审查和冲击。我把他的著作的封面和他签了名的扉页撕掉,逃过了抄家的红卫兵的眼睛。文革后李福清再次来华访问时,我把经历过文革还保留着的他的这本著作拿给他看,我们无不感慨系之。

二、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与中国文学

刘锡诚马昌仪

  那时,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文学研究所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办公地址就设在北大哲学楼的二楼。在1954年毛泽东发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之后,被视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何其芳开始研究《红楼梦》,他不仅在北大讲《红楼梦研究》,同时也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讲。他的宝玉、黛玉叛逆性的典型论,在文学理论界很有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文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60年,可以回忆和总结的人和事会很多。文学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最久的研究所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说起文学所,必绕不过何其芳先生。每当大家回忆文学所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何其芳开始,而且人们说起何其芳先生,都是满怀深情。

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有许多刻骨铭心的事情留在了记忆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横冲直撞,到处打砸抢,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也遭到了包括街道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在内的两路人马的几次抄家,我们和李福清之间的来往和友谊,被作为“苏修特务”而受到几年的政治审查。在此政治高压之下,我们不得不忍痛将此前7年间李福清给我们寄来的很多有价值的俄文书籍撕毁、焚烧,或撕掉封皮以7分钱一公斤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唯独他赠送的《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他的副博士论文)一书,我们没有烧掉或卖掉,而是把有他题签的封面和扉页撕去,藏匿起来,保留下来。“文革”结束后,我们通过新华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唐修哲同志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从而成为我驻苏机构的友好人士,并有机会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破冰访华的民间人士。当他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客人来华访问时,在他提名的朋友名单中,马昌仪有幸参加了友协安排的会见。而他的那本在“文革”中保留下来的残书,就成了我们友谊的见证。刘锡诚虽然因在《文艺报》担任着公职而未能被批准与老友见面,但李福清通过正常渠道提出要我为他开列一个中国新时期初期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名单,以便他向苏联读者翻译介绍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作家所创作的优秀作品。我很快把一份优秀中短篇小说名单交中国作协外事部门转交中苏友协。李福清拿到我开列的这份名单后,陆续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译文,其中就有冯骥才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80年代初,马昌仪着手把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编译出来,并就他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合集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一书,先后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和学生书局(1991)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第一次把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给中国读者和学界。

  何其芳在文革中备受江青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当时学部大院里总队和联队两派造反派对立严重。在四人帮的指使下,有些人对老干部和学术权威们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逼迫何其芳敲着小锣学猴子绕场转,逼迫他跪在有玻璃茬的地上,打他,折磨他。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是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当藏在深度镜片下的眼睛在批判他的大字报上搜寻到不符合事实的揭发,他甚至还要用钢笔批上些蝇头小字,纠正写大字报的人。他的这等作为,真是迂腐到家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何西来: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等。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文格与人格》、《新时期文学与道德》、《文学的理性和良知》等。

往事历历。1959年12月的一天,何其芳把我召到文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去,要我参与李福清的会见,并要我陪同他逛北京城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即和一0一中的连树声老师一起,陪他去逛天桥的旧书摊,到那个每隔五分钟就来收一次票钱的书场里听连阔如先生说《三国》,去收藏着无以数计的国宝的故宫参观。两年后的1961年11月,他第二次来华,去顾颉刚先生家里与先生就孟姜女故事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探讨。1985年11月,我们调查、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进入攻坚阶段时,他应邀到国谊宾馆与钟敬文、马学良、贾芝以及本人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各位学人见面并作学术讲演。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乌龟丛书”是一套从世界视野下选题的人文学术丛书,凡是有关民间文学、神话学、原始艺术、造型艺术、远东文化的,每出一本,他都给我们寄来。最不能忘记的,是1987年4月28日,他把他的亲密朋友1967年元旦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一本阿列克塞耶夫撰著的《中国民间年画》(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转送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年画早期在俄罗斯流传的历史和影响。1988年他来华与中国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刘玉山等商谈合作把流散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年画搜集起来,经过一番努力,辑为一厚册《苏联藏中国年画珍品选》由美术出版社在中国出版。1989年5月,交恶20余年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汉学家李福清和作家艾特玛托夫作为戈氏的文化顾问来华,也曾借机见面。2007年5月,他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聘请的《世界文学史》海外主编来华商讨编撰事宜,正值举行第七届妙峰山庙会。晚上我去旅馆看他,问他是否想去妙峰山看看庙会,他高兴极了,说这对他来说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先后访华15次,这是第一次碰上中国的庙会。5月20日,我们一行上了妙峰山。冯骥才于本世纪初启动木板年画抢救工程,特约李福清为俄罗斯卷的主编,他继续搜集流散俄罗斯各地、主要是远东地区的中国年画,最终编成一部包括从俄罗斯各地搜集来的373幅(套)、而在我国罕见的年画大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2011年11月在天津举办的出版发布会和展览会上我们再次见面,会后又来我家里叙谈……回想起这一桩桩往事,无不恍如昨日。

  大跃进的1958年,社会上和学校里掀起了一股批判老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极左风潮。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都是这类占风头之先的著作。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在哲学楼的会议室召开批判所长郑振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一连几天,《中国俗文学史》自然也被列入被批判对象。我那时已出学校参加工作了,也参加了这次批判会。会议由副所长何其芳主持。有一天,郑先生到会向大家说:明天我要到塔什干去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向大家请个假,大家的发言,等我回来后再学习。第二天,大家在会议室里静坐良久,未见主持人来。过了一会儿,何其芳和副所长唐棣华一脸严肃地走进来,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所长郑振铎先生,在飞往塔什干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了!我们的会议不开了。他因哽咽而止语。原定发表批判文章的《文学研究》杂志,已来不及更改,决定加出一本《增刊》,除了登载郑先生的生平介绍和讣告外,集中发表生前友好悼念郑先生的文章,也包括何其芳的文章。

何西来:没有。他不认为自己的道路走得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认为大方向是没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延安是全国最光明的地方,即使有一些缺点,那也无碍大局。如果那些缺点被后来一些人在回忆当中歪曲成大局,那就不真实,不是历史了。为什么呢?现在写这种文章的有些人,并没有经历“国统区”的黑暗生活。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是奔向光明,延安是一片光明的土地。美国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外界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样子。他在文中写道:“这是中国一批有理想的人,未来中国属于他们。”斯诺比后来一批反思过头的人更有远见。

1985-11-李福清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之邀在国谊宾馆作报告

  学生时代就喜欢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选入中学课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曾经让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着迷。我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文系邀请何其芳和吴组缃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这件事对我们学生有很大的诱惑力。况且何其芳与吴组缃二位前辈在观点上是颇不一致的。我所在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因有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教授兼作家的优势,而以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为其培养方向,每个学生都要修中文系和西语系的全部课程,而且是与中文系和西语系同学同堂听讲。《红楼梦》讲座,我们是每场必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是何其芳诞辰100周年,您作为何其芳的学生,对他有怎样的感情?

2012年9月7日

何其芳(1912—1977)早期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画梦录》等,深受人们喜爱。1938年,何其芳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性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他是一位20世纪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和学者,是那一代人中有理想的一位战士。他在《北中国在燃烧·黎明之前》中写道:“我们承认自然的限制。在限制里最高地完成了自己,人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和智慧。”这是诗人的追求,至今读来仍带给我们力量。

今天(9月7日)是俄罗斯汉学家、中俄文化使者李福清院士80寿辰的日子。从1959年他第一次以个人旅游者的身份、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的客人,来华访问时我们相识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具体说来是53个春秋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尽管在两国历史上经历了巨大的变故,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深挚的、牢固的、经久的,又是新鲜的。作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几十年来始终不渝的开掘和耕耘,写作和出版了200余种有关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和现当代小说、民间艺术(年画)、戏曲等俗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在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之后,开创了或标志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以“行走”为特点、田野与书斋研究相结合的俄罗斯汉学。为了表彰他的汉学研究成就,中国教育部于2003年向他颁发了“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莫斯科向他颁发了“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

卓如:何其芳在文学所还组织编写多部文学丛书、史书等。1958年,何其芳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建议,组织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学者编选外国古典名著丛书。同年,他还组织编写《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本书自始至终由何其芳主持,1963年以编写组的名义出版,而没有署真正的主编何其芳的名字。1959年,他开始选编《不怕鬼的故事》,并提出编纂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的计划。

遥祝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八十大寿

何其芳是著名诗人和学者,是当代中国有时代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更是学术文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何其芳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转折与蜕变,由新月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由一个学者而成为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新文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纪念何其芳,不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文学研究的未来。

(左起:马昌仪、刘魁立、钟敬文、李福清……)

他的真诚,虽然为他带来大大小小的麻烦,但是却使他的学术研究在真话遭劫的年代讲了不少真话,显现了学者的良知,也使他以一个诗人的不可遏制的求新意识,追求着学术研究的创见,走自己的路。

与刘锡诚在雪地上留影

另外就是培养人才。他根据周扬的意见,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共培养了三期学员。当时,人民大学主要负责生活和党务,而具体业务主要由何其芳来管。研究班下面有个学术研究室,当时还配备了一批辅导员,教师都由何其芳来请。其芳老师兼通古今中外,他给我们授课也是古今中外均有涉猎。到了晚年,他还翻译海涅、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作品。记得当时他给我们列过一个文学类图书的必读书单——“必读书目300部”,特别有价值。

1985-11-李福清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在国谊宾馆作报告后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其芳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次对话将要结束的时候,两位能否用一两句话对何其芳先生作一个概括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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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来:对,他就是这样,非常宽厚,有些事情他是不是真的忘了,没有人知道,但他确实从不计较,即使在被批判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是这样。

与钟敬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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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李福清在汉学研究的道路上孜孜矻矻,成就卓著,为中俄文化交流,为宣传中国文化,为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材料的搜求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老友,我们衷心地遥祝他健康长寿,继续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卓如: 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因郑振铎同时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还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由何其芳主持。文学所附设于北京大学,由何其芳精心策划组织,吸纳了诸多国内顶尖学者,如蔡仪、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余冠英、孙楷第、吴晓铃、潘家洵、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等,以及来自延安的毛星、朱寨、贾芝等。这批人都是最优秀的学者,有他们在,文学所的影响力才会这么大,文学所才成其为文学所。

1981-11-中国文革后李福清第一次来华时在有些院内留影

何西来:我看可以。历史、现状、马列主义,本来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其芳老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研究学术格局的建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学所的重要地位和其芳老师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个格局产生全局性的积极影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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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1岁成为号称“黄埔一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第一期的学员,其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整个班共同以“马文兵”为笔名,“马文兵”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的一个小兵”的意思。周扬和其芳老师提出要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建立我们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队伍,他就是按这样的方向培养我们的。其芳老师后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文学所的领导工作上了,进行创作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革命家,一个共产党员,把他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都会认认真真地干。

我们的本业是俄罗斯文学。我们的本师是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我们赞叹和崇尚俄罗斯的文化。俄罗斯是我们年轻的头脑中一块魂牵梦绕的文化圣地。但我们最终离开俄罗斯文学而选择了中国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于是,与李福清的交往和对李福清的挂牵,就成了我们几十年来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了我们所敬仰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寄托。作为一个正直的汉学家的李福清,对中国及其文化抱着挚爱的热情和心理,即使在中俄两国关系处在冰冻期的那个时代,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于中国的言论。而我们的家,俨然是他来中国访问时的必然落脚处,每次来华,总要来作长时间的倾谈交流,带来俄罗斯的民间玩具和精美的邮票。每当回首我们交往中的那些陈年旧事时,总是为李福清在中俄文化交流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所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去年在一篇长文中,谈到了何其芳的文学研究,大体上有一种格局,即“历史、现状和马列主义”,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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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出了我对老师的一种心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都知道,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何其芳作为党内专家任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组长。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蒙难,何其芳接任所长,直到1977年逝世。这在文学研究所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被称作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

研究的“何其芳格局”

记录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赛

卓如:作为文学所的领导,何其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因此,他努力把精力放在文学研究上。他对屈原、《红楼梦》等都有一定研究,还提出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他认为,“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既适应现代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又具有比较整齐鲜明的节奏和韵律的崭新的格律诗体,将是诗歌的支配形式。”何其芳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他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他还熟悉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并编选过陕北民歌,因此,他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是有深厚基础的。

何西来:的确很重要。文学所以中国文学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两个研究组:一个是古典文学组,其研究范围从远古直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含近代文学;另一个是现代文学组,其研究范围上起“五四”文学革命,下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专门负责文学现状研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因名称过长,为称呼方便,后改称当代文学组。另外,还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组,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兼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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